岛读
19日下午，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刘鹤、吴晓灵、钱颖一、樊纲、易纲、周其仁等大佬经济学家在钓鱼台国宾馆聚一起开会啦，主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1990年就得名“吴市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表达了他对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担忧：“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此外，财政部楼继伟部长指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详情请看发言原文吧，他的警醒值得精读、深思!
正文
吴敬琏：我的题目是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想讲4点意见。
杠杆率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第一点意见，今年11月份中共中央提出来的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个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推出这个决定就意味着我们从原来主要靠凯恩斯主义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长，转向以提高供给质量，提高发展质量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领导决策思路的重要改变。
过去的主流思想是，由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投资回报递减。这些年来，每年刺激的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效率是不断衰减，几乎没有太大的作用。
另外一个就是杠杆率不断提高。去年应该说超过警戒线了，到现在还在继续提高，这样就蕴藏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再继续用这样的方法来应对我们面临的挑战。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重要的，好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对于讨论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不应该使用需求侧的分析，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对于中长期发展来说是无效的，弊端很大。
应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增长
第二点，从需求侧的分析得出一些什么结论呢?GDP总量、需求总量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相等的。但是你要分析GDP总量变化的时候，可以从需求侧分析，也可以从供给侧去分析。供给侧因素主要是从增长来说，新增资本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从这个分析提出的结论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震荡，我们为什么发生经济震荡?因为供给侧几个因素都在减弱，一个是人口红利消失，一个是增加投资难以为继，潜在增长率下降，有很多文献研究都系统说明了这一点。
解决这种震荡的处方就是通过纠正资源的误配置，改变结构恶化的状况和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来调动积极性。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观经济的运行效果。
所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运行效率，其实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所以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
发展方式转型的成败在于能否消除体制性障碍
第三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败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实现转型的体制性障碍。正式提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20年了，是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直到现在转型还没有完全实现。在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转型10年以后，就是2005-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进展这么慢?当时给出的结论是存在体制性障碍。我当时写了“中国增长方式的决策”，这里面详细讲了当时有哪些体制性障碍，归结起来就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使市场的作用不能发挥。
那么这个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怎么才能解决呢?那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用全面深化改革消除这些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发挥市场的作用，发挥市场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市场在行政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来实现转型。
行政干预很顺手 建立市场机制步履维艰
第四点，从三个月来，执行中央决定的情况来看，有两个问题是亟需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还是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大多数人都承认市场力量能促进资源从供过于求、效率低下的企业流出来，转向效率较高的企业，实现决策优化，也承认市场能有力激发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但是建立健全市场机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而且需要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放弃一切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往往步履维艰。
因此对于政府机关和官员来说，最顺手的就是老方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干预。一方面下达指标压缩过剩产能，消除房地产库存，要求网络提速降费，另一方面设置各种各样的扶持基金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企图用高投资、高补贴推出一个科技创新的高潮。可是近年来的经验证明优化结构必须优化良好的体制机制，再辅助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结构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说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结构性改革在中国的经济学文献里面很少用，但是西方有一些人，特别是欧洲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在金融危机以后，一些国际组织在欧洲国家推结构性改革。我查了一些文献，当时结构性改革说的是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革，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制改革。但是和我们供给侧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被人理解为供给侧的结构调整，现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报道，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实际上回到了老办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调结构。我很担心，这个办法恐怕不能取得我们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需要我们注意和加以改进的地方就是决策部门、执行部门好像有点慢。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很多改革项目指导意见或者方案设计，都得到了中央深改小组的批示。但是这些顶层设计和指导意见和一些具体实施方案的衔接好像存在问题。
有一些指导意见和方案不衔接，电力部门的人做了一些讨论，这种现象很明显。最近一个月以来，所谓改革空转，领导部门忙着发文件，下级部门忙着学文件，一个文件还没有学完，第二个文件又来了，叫做改革空转，或者说改革成为了修辞。
这种批评，有一些可能不实，但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定要把这些很好的改革顶层设计，指导意见落地生根，走向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12日中央深改小组讲的，今年力争把主体新框架搭建起来，有助于深化改革目标落实，打通关节，努力使各项改革都能行动起来。
我希望，或者我建议，领导部门和执行部门要充分协作，一项一项的改革，研讨它的进度，它原来的设计是不是有不足的地方，我们执行过程中有哪些补充。
在一个以“供给侧改革”为主题的神仙会上，吴敬琏谈论供给侧改革的方法，提出要“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转到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而楼继伟则直接关注企业用工成本问题，批判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鉴于这个问题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相信也是企业家朋友密切关注的话题，岛君也一并原文列出，供您参阅。
楼继伟：劳动法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我的发言题目是关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全要素生产率，题目和我不太搭配，我就讲讲前面的。
1981-2012年，中国、美国、日本提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40%、43%和35%，我们比日本高。我们看到国际上有一些劳动生产力停滞的国家，我们认为不太行，实际上提高还是挺快的，比如说日本，日本1995-2000年，2001-2005年，从2006-201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提高是30%、66%，70%，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正不断提高。
我们在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们说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约束，立法和司法层面上有所体现，最终很大程度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太低。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工资刚性上涨。最近十年，特别是最近八年，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实际上代工制是灵活用工，不可能长期发展。法律造成的扭曲，使这方面的用工制度，使生产力极大的退出。我们老讲工资上涨，但是退的太早了。
现在企业必须签订长期合同，但从企业来讲，如果我没有订单了我就放假，有订单了再招回来。再一个新进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造成劳动力市场下滑，对于低技能劳动力损害很大。
再一个，降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企业需要支付大量的培训成本，使非技术员工成为技术员工。现在企业最需的是技术员工，而情况是，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他就走了。如果企业说，如果员工要走就要支付大量的费用，则技能工人很难招。工资增长降低劳动力市场投资的意愿。学生失学率上升，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培训，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
怎么办呢?我认为下一步应该保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再有一方面，不能说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企业不愿意培训。如果有动力的话，应该把职业培训和企业结合起来，这样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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