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政策市”形成的根本原因：凡是市场化、法治化落后的地方，就会出现行政管制代替市场决定、行政监管代替依法治市。一句话：中国股市被过度行政化了。
原农行董事长刘士余出任中国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卸任。
首先，感谢肖钢主席在任期间为中国股市改革做出的重大努力和贡献，同时祝贺刘主席!
如果股市暴跌，股民就要求或威胁政府救市;如果股民亏损，就会骂证监会，甚至直接辱骂证监会主席，并对其家人进行人身攻击和谩骂。
在这样的股市担任证监会主席，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随时被烧烤，甚至引火烧身，试问：谁敢、谁能在这样的位子上坐得长久?两年或三年走人，如此短暂的任期，如何能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以及执政理念的完整实施?因此，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改革半途而废是经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中国证监会自1992年10月设立至今，仅有23年的历史，却已诞生了8任证监会主席。除尚福林任期稍长外，其他6任主席任职期均不足3年。很显然，如此高频率的换帅，在任何国家都是十分罕见的，什么原因?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中国证监会任主席，是一项风险极大的高危职业。他将以一己之力承受来自广大股民随时亏钱的谩骂和人身攻击，这不是普通人能够接受的。因为股民可能要挖出他的祖宗十八代来侮辱谩骂，这是怎样的一个“政策市”?我们又是如何培养出这样的大国股民的?
“政策市”绑架证监会，这是A股最重要特色。无论谁主政证监会，都可能面临个人人格及家人被攻击、被侮辱的厄运。这就是中国特有的“政策市”。试问：哪国的股民会随意辱骂监管者及其领导人?唯有中国!因为中国股市是典型“政策市”!
A股“政策市”形成的直接原因：A股是典型的“散户市”，政府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被迫大包大揽、过度行政干预，最终导致“越俎代庖”的结果与事实：哪家公司是否有资格IPO?它是否具备投资价值，均由政府审批认定、担保背书，投资者与市场没有话语权。与此同时，公司何时IPO，以及IPO定价多高，均由政府说了算，比方，政府可以随时决定“暂停IPO”，关闭一级市场;政府规定IPO定价不准超过23倍的发行市盈率，于是，所有公司的IPO定价均为22.99倍。此外，政府不允许普通投资者参与打新，只允许持有“市值”的投资者参与新股申购，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凭票供应”。还有更荒唐的是：所有新股上市首日必须统一上涨44%，而且还必须在随后的N个交易日连续涨停，直至一口气将股价拉升至100元或200元之上，才肯罢手。这就是A股政策市的荒唐与笑话!
曾记否?2009年6月，A股市场第一次尝试IPO市场化改革，在当时的大熊市中，我们不仅实行了IPO节奏市场化、IPO定价市场化，而且所有投资者均可参与打新、没有市值要求，新股上市首日也没有涨跌幅限制，结果，“新股不败”的神话首次被打破，“新股破发”成为常态，一级市场首次成为了收益与风险对称的市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IPO市场化改革!
很可惜，就在IPO市场化改革坚持了三年多时间之后，2012年10月中旬，当上证综指再次跌破2000点时，证监会突然下令“暂停IPO”，这意味着2009年6月开始的这一场IPO市场化改革被迫中止，于是，我们重新回到了2009年改革前的老路上，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很显然，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一次倒退，但有人辩称为“纠错”，这充分显示了“政策市”的顽固与强势，它无法容忍“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股市波动，因为只要股市暴跌，股民就威胁政府“暂停IPO”，正是因为监管层无法承受来自市场投资者的巨大舆论压力(包括谩骂和人身攻击)，只得被迫关闭一级市场。
直到2014年初再次重启IPO，证监会被迫放弃了IPO市场化做法，而是“变本加厉”地强化了IPO行政管制。首先，恢复IPO节奏管制，按计划审批放行;其次，恢复对IPO定价的窗口指导，发行市盈率不得超过23倍;再次，恢复市值配售新股的老做法，非市值持有者不得打新;最后，恢复新股上市首日涨幅限制，并限定为44%。这是改革的妥协与倒退，但实属无奈与被迫。
很显然，“政策市”是A股市场最大的顽疾。它不仅绑架了证监会和证监会主席，而且还形成了股民与证监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叫“政策市”?当他国证监会独立专心市场监管、严打证券犯罪时，我们的证监会却要全力以赴、两眼死盯股市涨跌，随时准备应股民诉求扑火救市。这样，我们的证监会就无法独立专注于市场监管、严打证券犯罪，也无法保持改革的连贯性和完整性。这样的政策市直接导致了高频率换帅，一任主席在位两三年，基本上熟悉市场并形成了完整的改革思路，结果他又要走人，新换的主席必须再花两三年了解市场现状，再拿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同样的结果，两三年后他又要走人、新人上岗。如此循环往复而已。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坚决打破“政策市”的禁锢与束缚。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是打破政策市的利器。没有市场化改革，市场决定作用就无法发挥出来，政府管制必然取而代之;同样，没有法治化改革，人治代替法治，行政监管代替依法治市，这样的格局就无法改变。因此，除了市场化、法治化改革，中国股市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从郭树清到肖钢，证监会一直强调改革的主线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与法治化是国际化改革的基础和前提，国际化改革是市场化与法治化的必然结果。三化必须配套改革、协同推进，三者应该统一兼顾、不可偏废。
刘主席上任后，仍将会沿着“三化”改革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但关键是需要勇气和智慧来攻坚克难，排除改革阻力、加速推进改革进程，这就需要领导者们勇于承担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代价，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
目前，市场化改革的最关键一步，就是要落地实施IPO注册制，还原市场基本属性，让市场主体各自归位、各负其责，这一改革需要克服市场阻力与压力;而法治化改革的最关键一步，则是证券法的修订，对证券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是否需要让犯罪分子倾家荡产、牢底坐穿，是否需要引入集体诉讼机制，这一切如何把握好一个度，都是争议很大的难题。此外，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改革正在同步推进中，QFII与QDII扩容，沪港通扩容与深港通、沪伦通试点，以及国际板推出，都是未来国际化改革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们期待刘主席有更大的改革决心、信心和勇气，能有更好的改革思路和施政理念，并能有更长的任期，预祝中国股市的明天会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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