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两会”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李克强总理和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不约而同地谈到一个问题：债转股。
“债转股”，也就是把企业欠银行的贷款，转换成银行对企业的股权。从企业角度看，巨额负债变成了股权，不仅不用还贷款，还免除了利息，压力一下子减轻很多;从银行角度看，降低了不良率，经营压力也将大大减轻。所以，这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在3月16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也可以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的方式来逐步降低企业的杠杆率。
同一天，列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16日在经过“部长通道”时表示，银行“债转股”仍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经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技术准备才能推开。他说：
对于债转股，总理强调了“市场化”，尚福林强调了合法、合规。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把双刃剑!
那么，这个拯救中国经济的杀手锏到底该怎样玩呢?我的看法是，只能采取当年朱镕基“国企三年脱困”时的模式，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收购银行债权来解决。如果采取这种模式，事实上就是量化宽松。
1999年时，国家提出了“国企三年脱困”，其中三大杀手锏中就有“债转股”。当时有三大特定背景：1，国企困难重重;2，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中国陷入通缩，跟目前环境非常类似;3，中国主要商业银行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
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国家成立了长城、信达、华融、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对应收购、管理农行、建行、工行和中行的不良资产。
国家通过注册资本金、央行再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输血，资产管理公司还可以向各大银行发行低息债券筹集资金。然后，资产管理公司用这些钱收购各大行的不良资产，替代大银行成为负债企业的股东。
通过这种交易，银行甩掉了不良贷款包袱，回笼了资金，可以轻装上阵;企业负债变成了股权，也甩掉了包袱。但在这个过程中，全社会的货币总量不可避免上升了。如果控制好M2增速和CPI，则对公众利益的“征用”不是很明显。若货币发行失控，则相当于全体民众负担了成本。
“债转股”之所以被迫重出江湖，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股市太孱弱，无法承担起“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为企业去杠杆的重任。注册制推迟已成定局，战略新兴产业板也胎死腹中，为了稳定股市，新股发行节奏显然不能加快。这时候，除了振兴债市，就只能是“债转股”了。
虽然“债转股”在非常时期拯救经济有非常效果，但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需要在操作中防范：
第一，这可能让僵尸企业再次获得重生机会，而大量的中小创新型企业仍然难以获得贷款机会。因为拖欠银行贷款的主力显然是国企，是传统行业。值得警惕的是，在债转股过程中，行政力量可能再次成为主导。
第二，“债转股”相当一批资金必将来自央行，这相当于投放基础货币，也相当于量化宽松。最终会带来货币供应量上升，也可能刺激CPI回升。1999年启动的拿一轮“债转股”总量达到1.4万亿，这一轮规模肯定小不了。如果全面推出，估计“降准”次数会减少，否则货币超发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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