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atella Versace
这位60岁的时尚设计师声音沙哑，听上去更像斯拉夫人而不是意大利人，开玩笑时会用上一种轻快的、假装高贵的口音，而她说话时是经常开玩笑的。Versace正快活地吞云吐雾，一只她儿子的拉布拉多风风火火地走过来，把头搭在她膝盖上。她摆了摆白色皮革沙发上的一只豹纹靠枕。“他是不打算走了，”她一边说，一边盯着狗的眼睛，使劲揉搓着他的脖子。“他就待在这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正坐在她米兰的办公室里，这里明亮、光鲜，跟Roman Abramovich的游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用她的家族姓氏命名的时装品牌一样，Versace的生活空间也时常能证明，即便俗气的东西，通过华丽的制作水准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这个以瞬息万变著称的行业里，她的品牌基本上一直未变初衷。Versace是创伤——一次分手，或一次怀孕——之后重出江湖的神器。它时常会唤起一种基于炫耀的、明目张胆的性吸引：蓬松的头发、金属质感的迷你裙、动物图案的配饰。这些都是一位父亲听到“时尚”这个词时会想到的东西。
尽管有花哨的图案和极短的裙摆，Versace的服饰本身是扎实而精致的，一望即知的高品质，让人觉得3000美元买一条裙子其实是公道价。它们还有着意想不到的安慰作用。“试装的时候我总是喜欢问姑娘们怎么看，”Versace说，“我问她们，‘这个穿在身上你觉得自在吗?你喜欢自己吗?，我们是女人——我知道她们是模特——但我们都是女人。”她的解释我觉得有道理。在我穿着Versace的几次经历中，我会感觉到一种别的品牌给不了我的“装扮”感。可能听起来觉得奇怪，但是这些衣服会给我一种身体上的安全。创造它们的那个人，总是喋喋不休地说自己的孩子，请加班的员工吃大餐的事迹也很出名，而衣服也是这样，看上去张牙舞爪，内里却有种宽宏。“我们清楚自己的缺点，”她说，“男性设计师为完美女性做设计;女性设计师为真实女性做设计。”
我是在去年12月中旬跟Versace见面的，那时的米兰市中心有一种浓烈甚至咄咄逼人的奢华。隐藏式的市政扬声器播着圣诞歌，街上装点了细碎的白色小灯，随处可见穿着皮毛里子大衣、稍稍打过一点肉毒素的人们。橱窗里堆满了圣诞装饰，跟杏仁蛋糕和闪闪发光的皮靴摆在一起。Versace公司的总部大楼，就坐落在这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色里。这个品牌是Gianni Versace在1978年创办的;他在1997年遇害后，最小的妹妹Donatella接管了它。她每周在这里要待50个小时以上，一年设计10个系列，照看10亿美元的家业。
1988年，Gianni和Donatella在一起，9年后他去世了。
“我在人生中经历了几次重新开始。Gianni死后我接管了公司，然后我犯了很多错。”这里她指的是那段麻烦频频的时期，包括染上毒瘾，以及一个反响很差的色彩粉嫩的时装系列。“然后我找到了自己的路，”她说，“但找到了自己的路之后呢?还是不够。”Versace的神态让人相信，她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此刻她的手上转着一支电子香烟。这动作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她马上就要跑到附近的阳台去。但是Versace依然坐着，叹了口气。“为了等到那个蜕变的瞬间，可是花了不少时间。”
“蜕变”经她的口音变成了“兑宾”——指的就是去年9月在米兰展示的Versace 2016春夏系列。除了一片叫好声，这个系列还惹得前排嘉宾落下激赏的泪水。其中包括了略显军装风格的束腰夹克和迷你短裤;扣子解开的迷彩套装;运动风的小巧连衣裙——全都搭配了背包和胶底松糕鞋。过去几季的那种难以接近的纯然性感，全都缓和了起来——不多不少，刚好让人能够想象在伊维萨岛以外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充斥着电话会议、通勤、接孩子放学的俗世)去穿着它们。当她上台致谢时，观众发现Versace那一头齐腰的铂金色长发已经剪到及肩。“我认为日装比晚装更重要，”她解释说，“因为白天大多数时候都在穿‘正常’的衣服，而不是长长的晚礼服!”
Versace把这种看法表达得仿佛惊天大发现一般，不过对那些闻名世界的欧洲富豪来说，可能还真是这么回事。她拽了拽身上那件柿色上装，让Versace的美杜莎标识回到自己的胸部中央。“我跳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其实我不知道这场秀能不能成功。我惶恐是因为这个改变对我来说实在太大了。”
这是一次跟所有人背道而驰的蜕变。至少过去五年来，似乎这是第一次有别的设计师打算转向Versace的火辣风情——这是品牌已经打磨了数十载的风格。笼罩整个行业的清一色极简风一去不复返，镂花皮鞋和驼毛外套不见了;睫毛加长了，本色嘴唇突然变成了大红。在Givenchy，Riccardo Tisci让姑娘们穿着暴露的内衣和飘逸的睡袍走上伸展台;Marc Jacobs的系列受到了“秀展女郎”的启发;Paco Rabanne大量使用了锁链和盔甲元素。Versace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她似乎认为这既不是一种赞誉，也谈不上侮辱。
对她来说，无论是新近出现的性感设计潮流，还是自己作品得到的热烈赞誉，都不及模特们的表现更让她激动。“姑娘们又开始相互竞争了!”她几乎是尖叫着说。“真的，你看得出来。上一次看到这样的竞争，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Naomi的时候!那蹬步。”追问之下，Versace承认她的确做了点煽风点火的工作。“我希望她们拿出自己的个性，”她说，“像在街上那样走。在街上你不会这样。”——这时她模仿了一个夸张的摆胯动作——“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走成这样给我看!”
“这场秀是给女人看的。”Versace说。后来她又说：“不管你往哪儿看——书、电影、新闻——都能看到女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权力。我们得到的报酬比男人少，美国还没有出过女总统，”此时她歪着头扬起了眉毛，用对Hillary Clinton姿态的模仿表示了对她的欣赏，“我们还没有人们想的那样充满权力。”
作为Gianni Versace SpA的艺术总监和副总裁，有报道称Versace在公司持股20%;她的哥哥Santo持有30%;剩下一半属于她的女儿、29岁的Allegra——这些都是Gianni在遗嘱中明确的。Versace身上散发出的成功和兴奋的感觉，和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是相符的。2014年，Blackstone集团用2.1亿欧元买下了公司20%的股份，同一年，公司新开了40家门店。2015年又开了30家，并计划全面翻新其纽约第五大道旗舰店，伦敦的大型专卖店也将迁址。巴西很快会开设两家新店，韩国和马尼拉的新店也在筹备中(Versace在有赌场的地方生意格外兴隆，而亚洲的赌场数量正与日俱增)。公司目前正在准备IPO，2014年净利润上升了27%，预计2015年能增长17%。首席执行官Gian Giacomo Ferraris预计，公司到2017年营收可达8.74亿欧元。
2016春夏成衣秀，Donatella为Gigi Hadid试衣
今天这样的成功，在十年前是难以预见到的。自1997年接掌公司以来，Versace全面更换了管理层，让公司业绩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然而，已故兄长那和蔼的灵魂依然萦绕在公司和它的领导人四周。不知道是因为Gianni的惨死，还是因为在上世纪中期的卡拉布里亚长大的关系，Versace有一种惊人的语言风格，其间又频频加入暴力的玩笑话。仅仅在半个小时里，她就承认自己“要杀”两个人，一个是Prince——因为他开了个免费演唱会，自己却去不了——还有Bruce Weber，因为他在拍大片的时候骑着一辆全地形车。她“恨”自己已经抽了三年的电子烟，以及Gigi Hadid的美貌。
Versace一个星期下来大多数时间待在办公室，但作为一个有如此显赫的姓氏和为人熟知的面孔的人，她却过着一种私密甚至平静的生活，这一点同样令人惊讶。上班前她会锻炼，吃早餐，让专业人员给她做头发、化妆;她一般要到深夜才离开公司，回家吃晚饭、洗个澡。她称Elton John和Rupert Everett为至交密友，不过，虽然朋友满天下，她的多数友谊却是靠电话维持的。几十年来Versace家族一直在科莫湖的一座庄园度假，那是Gianni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买下的，但有报道说已经卖给了一个俄罗斯餐馆业主。如今Versace会跟两个孩子旅行。在我们见面几天后，他们就会去圣莫里兹。“噢，你还滑雪?”我问。“不滑，”Versace笑道，“但我有漂亮的衣服。”
我们的谈话渐渐离开了一开始的工作和时尚，变成她在兴奋地概述自己当前的兴趣所在：Bernie Sanders(“我爱他，他太逗了”)，《嘻哈帝国》(“我喜欢Cookie，我想变成她。她很坏，也很强悍”)。这时Versace自己的小杰克罗素犬Audrey跑进办公室。我问她Audrey多大了。“8岁，”Versace答道，“但你能写她6岁吗?”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去参观了埃玛努埃莱二世拱廊街，这座华美的双拱廊建筑是世界上最早的购物中心之一，Versace是其最近的一次翻建工程的主要出资方。而后我回到了公司总部，那里有一个20人的团队正在进行新的Atelier Versace高级定制系列的试装。整个氛围完全在Versace的掌握中，有种学院气息，甚至可以说是温暖舒适。她的设计过程是合作性的，话很多，每个人都能感到自己的发言会得到倾听。
一个十几岁的模特一声不吭站在一个窄长的房间里，耐心地望向前方的空间，呼吸很浅。设计师们围着她，用意大利语低声交谈，拉拽着一条薄面料的白色裙装。除非在危急关头，很少见到这么多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成年人紧密聚集在一起。当然，整个试装过程快得犹如急救抢险。
这条裙子是用纸和平纹细布制成的，不太结实，不过，这款设计之后会用蓝色珠片丝绸重新制作，大面积的该面料此刻平铺在一张体量类似“最后的晚餐”的桌子上，像鱼皮一般闪闪发光。Versace围着模特转了一圈，对女裁缝师说她想把褶边往下放一英寸。几个人点头表示同意，女孩随即被要求走到房间另一头拍照存档，迅速换上下一身衣服。Versace坐了下来，到一个银色小茶盘上拿起一只装着冰水的回纹玻璃杯。她的劳力士腕表像鱼竿铅坠一样挂在纤细的手腕上，跟水晶叮叮当当地碰撞着。她叼起一根粉色塑料管开始喝水。
模特很快就回来了，穿了另一条样裙，这一次上面有一些对称的洞。Versace向裁缝师提出把腰部的一片即将镶上珠子的网眼饰片往下移一些。裁缝师说这在结构上是行不通的。在Versace的再三恳求下，两人很快达成妥协。“她答应了!”Versace兴奋地喊着，但并没有对着具体某个人。
模特继续着“走—拍照—换装”的套路。后面的一条裙子，Versace要求加长裙裾;再后面一条需要把露出的白色胸罩换成蓝色。第三条裙子——使用闪亮的黑色面料，有一条直到大腿的开衩——她要求把身上的镂空和珠饰去掉(“好的!性感!但是稍微少点……”)裁缝师没有反抗，但是解释说，如果没有珠饰，这条裙子需要用更重的面料，才能有正确的垂坠。Versace立刻就表示了同意，透露出她机智地预见到了自己制造的这个问题。“没问题的，”她说，“我们就多加些珠宝好了!”接着Versace否决了一条裙子的袖子，急切地亲手去剪了下来(“去掉!”“好了!”)，然后她调整了开衩，嘴上说道：“对女人来说，膝盖遮住一半是很糟的。”在整个过程里，她一直在笑——大家也都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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