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某于2013年3月到某建筑工程公司担任门卫，双方签订的劳务用工协议特别载明双方为劳务关系。协议约定：公司根据自身需要委托陈某承担出入公司秩序维持工作，公司有权随时解除双方劳务合同并无需承担任何补偿。陈某工资标准为每日33元。2015年11月26日，公司提出与陈某解除劳务关系，告知陈某明日起不必来上班，并结算了当月工资。陈某认为自己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要求公司补足。公司以双方并非劳动关系，不受劳动法调整为由，拒绝了陈某的要求。
评析：陈某与该公司签订的虽是劳务合同，但双方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陈某在该公司门卫岗位提供劳动，接受公司的劳动管理，且公司按月向陈某发放劳动报酬，双方所签订的用工协议虽标注为劳务关系，但并不影响双方实际建立的劳动关系的属性。据此，陈某可要求公司补足最低工资差额。因公司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即便陈某主动解除劳动合同，也可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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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所谓“劳动碰瓷”的指责并无道理。一般认知的“碰瓷”事件中，被“碰瓷”者大多规规矩矩、遵章行事，而“碰瓷”者却借机觅事情，谋取利益;但“劳动碰瓷”显然不是这样的，既然你企业违法在先，劳动者凭什么不能依法索取赔偿?
没错，“职业维权”者在道德领域或有商榷之处，但相较于企业的违法行为，道德瑕疵可忽略不计。与其抱怨别人“碰瓷”，为什么不想着完善企业制度，杜绝劳动风险呢?一方面想用违法的行为降低企业成本，另一方面却转头指责别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依我看，指责声中的“劳动碰瓷”者或“职业维权者”，在本质上与王海等职业打假人是一样的。为什么舆论大多对王海等职业打假行为颇多赞扬，对劳动合同中的“职业维权”行为却颇为不屑?原因或在于，社会已经形成了抵制假冒伪劣的氛围，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不管合理不合理，企业当然有指责与抱怨的权利，但政府却需要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的利益。如果承认“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最终会损害劳动者的利益”，那么同样，对劳动者利益保护不足，最终也会损害企业利益。经济的转型，一个角度就是从“低人力成本”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
2008年《劳动合同法》开始施行时，中国的经济大环境，依然处于一路向上的趋势之中，经济转型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社会普遍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能在发展中解决。现在则不同，L型的经济新常态基本已成定局，企业开始迷恋“人口红利”，指责《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够就是一种必然。
依据不同的情势，在科学合理的范围内对《劳动合同法》作一些修订，使之更加契合社会需求，实属应该。但需要警惕的是，以此为借口，开经济转型的倒车，重新将低成本的“人口红利”经济模式，再次堂而皇之地提到主流位置。
对企业来说，负担不仅是人力成本，更在于生产成本、税费成本等等，不要总将目光盯着劳动者身上。所以，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要慎言“劳动碰瓷”，《劳动合同法》扛不起所有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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