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国全年GDP增长6.9%，今年中国的官方经济增长目标为6.5%-7%。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一季度GDP增速为6.7%，符合市场预期，但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6.8%，为2009年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统计局发言人称，中国经济出现阶段性筑底迹象。
短期中国经济阶段性可能呈现U型、W型，中长期走势可能是近似的L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认为，中国以政府支出和去产能等措施可以帮助增长率稳定在6.5%，未来五年增长率在这一水平就是“非常不错的表现”。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在该社参与主办的第22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交流会议上，裴长洪指出，自2012年起，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就一直下降，由于政府要转向适合中高速增长的策略，并非像过去那样迅速扩张，潜在增长率已经降至6%-7%。
裴长洪认为，要保持6.5%的增长水平，中国不仅需要政府支出，还要寻求降低煤炭和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进行行业整顿，对抗贫困。他预计，中国会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采用发展第三产业这类方式。他认为第三产业应该在中国GDP中占更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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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投资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近日，国务院督查组在黑龙江省进行了调研。一个有资源、有完整铁路线、有重工业基础的经济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原因非常复杂。国有体制对地方经济曾发挥巨大推动作用，但现在某些僵化元素所积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2015年9月，黑龙江省商务厅刊发《东北经济：传统产业比重过高 结构怎么调?》的文章，指出辽宁省的国有经济占比超过30%，吉林省超过40%，黑龙江省超过5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省现有规模以上企业4113家，国有企业比重接近70%。
这样的情况绝非少见：一两个大型国有企业占据大半座城市，企业内部自己办社会，从教育到医疗大包干，由此很难形成城市该有的社会合作分工，这也是所在城市缺乏活力的重要原因。东北作为工业重镇，城镇化水平并不低。2013年，辽宁省城镇化率达到66.4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全国排名第五，黑龙江和吉林城镇化率分别为57.4%和54.2%，居全国第11位和13位。
从理论上说，经济越发达，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越发达;第三产业越发达，城市越繁荣。这本是一个基于自然循环的发展模式。遗憾的是，东北情况与上述情形并不吻合，说明东北的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国有重化工业的基础上，城镇化质量不够高，分工也不完善。
如果东三省不打破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城市想建立起完整的生态链就比较困难。即使某些大型企业一时无法打破，但大而全、内部什么都有的企业必须要打破，否则企业的社会功能对当地经济发展会造成阻碍，最典型的例子就如以前只招内部职工子弟，这样让当地就业如何均衡发展。
虽然东三省的民营经济已经取得较大的进展，但与东部沿海省份比，创业、创新的程度仍然不够。创业是个风险活，成功的几率并不会特别高。东北的朋友计算机会成本：如果跟随父母的脚步，基本可以顺理成章进入国企，这样还有谁愿意去民企工作;如果去创业起早摸黑从底层开始，风险高，“牺牲概率”也大。曾经有媒体报道，大庆油田职工子女被父母逼着去油田，从事一份旱涝保收的工作。这些父母把家族的命运世世代代与国企联系到了一起。
可以对比的案例就是武钢的转型和员工再就业，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波澜，却没有造成武汉经济伤筋动骨，这应该归功于武汉经济多元化、韧性强。东三省民营经济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寄生在传统国企身上的比较多，这些企业除少数制药等行业外，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黑龙江省民间投资的规模稳步扩大，非公经济占经济总量比重从2010年的48%提高到2015年的52.6%。其中，2015年黑龙江省非公经济实现增加值同比增长7.3%，增幅高于地区生产总值1.6个百分点。但多数民企吊在国企的脖子上，没有自己的独立意志。
长春的一汽很强，但它周边的汽车产业链与民间投资兴旺的长三角相比，无论是产业链的成熟还是完善的程度，显然都还有较大差距。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俄边境连片的秋叶林、滑雪胜地、俄罗斯文化等元素要放在珠三角，那服务业还不得跟烈火烹油似的，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
很可惜，东北很多富有特色的文化并没能彰显出来。笔者到哈尔滨曾去了一家著名的餐厅，发现俄餐确实不够地道。一些林业城市转型林业深加工，但缺乏高品味的城市规划，突兀的高楼大厦使绿色森林气息大打折扣。现在一提到东北文化，能给人深刻印象的似乎只有铁岭二人转，东北文化上的衰落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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