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内消费增速放慢，但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年轻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消费者的信心和消费市场仍在持续成长，与此同时，消费结构也在改变。
现在的人消费观念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碎片化，三四个月以后，很可能整个市场的消费观念、审美趋势完全转变了，生产出的东西可能还没上市就已经是存货了。
瑞士信贷集团4月份公布的年度新兴市场消费者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消费市场将持续扩大。2015年中国消费者在化妆品消费种类上同比增长12%;互联网使用人数同比增长11%;智能手机和奶制品的消费增长均达到了6个百分点等。
相比2015年，月收入在5500元~7500元的群体和月收入超过1.5万元的群体对2016年收入增长抱有更多信心。年龄在30岁以下的年轻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家庭收入将增长4.7%。
波士顿咨询公司6月份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也表明，2016年，75%的中国消费者将会维持或者提高消费水平。
面对持续扩大和升级的中国消费市场，如何解决消费外流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解决消费外流问题要从供需两方面着手。”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表示，要在供给方面，提升品质监管和技术水平;在需求方面，推进国内商贸流通企业税费的减免、降低流通环节的直接税收和间接税负，从而降低终端售价。
今年1月1日起，我国调整了部分产品进出口关税。关税下调的日用消费品主要包含服装、鞋靴、厨房用品、护肤品、医疗用品、坚果、婴幼儿奶粉等类别;其中，关税下调幅度大的超过了10个百分点;护肤品、纸尿裤等商品的税率，则直接降低到了2%。
今年年初，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表态称，工信部将在供给结构、消费环境、购买便利等多方面发力，促进境外消费回流。他表示，促进境外消费回流还要进一步净化国内消费环境，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使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同时，考虑一些国内和国外标准对接，有些产品将采用国际标准。
冯飞还提出，要为国内民众购买国际产品提供便利，如降低部分产品进口税、消费税，缩小境内外差价，建更多免税店等;同时要针对国外游客开免税店，实行退税制度，使境外游客能在中国消费更多。
针对上述中国消费品生产商的违法成本较低，是否应该加大法律约束力度的问题，李伟表示，中国经济领域的法律约束，需要正确看待其作用。国外假冒伪劣产品少，不是因为国外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比中国更大、法律约束力更强。
从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看，越是试图通过法律、行政的手段来加强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反倒越会为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提供机会。因为如果判断产品是否为假冒伪劣产品由执法部门说了算，那么一些企业就可能通过寻租来把自己的假冒伪劣产品变成合格的产品。所以，要慎重看待行政手段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它有负面作用。
李伟认为，法律对假冒伪劣产品的约束可以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最根本的还是需要形成市场的淘汰机制，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把假冒伪劣产品淘汰掉，市场竞争越激烈，假冒伪劣产品存在的空间就越小。
这其中，关键是要建立消费品的信息披露制度，让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信息有更多的知情权，再在此基础上做出购买选择。李伟强调，要相信消费者和市场的力量足以解决市场运行中的一些问题，要转变“市场一出问题就让政府去干预”的这种观念。
2015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追溯体系建设是采集记录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信息，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强化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与风险控制的有效措施，增强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重要产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追溯意识。
在市场竞争方面，李伟认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政府在保护中低端产品企业，无论是产品信息披露上还是降关税上，都担心给本土企业造成巨大冲击，这对中国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利的。
可能各级政府的初衷是，希望给国内品牌留出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让它们有利润空间去搞技术创新，让它们成长。这种关起门希望企业自己升级的做法未必有效，因为任何企业的升级都是市场竞争压力所迫，成长空间要让企业自己在竞争当中寻找。像中国的汽车、彩电、冰箱等产业，当初都是大量的外资品牌进入逼迫我们的本土品牌逐步发展起来。
李伟也表示，通过竞争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是一个主导因素，当然政府也需要让整个过程更平稳，比如在降关税方面，要有结构性的变化，不是一下子降很多，而是逐步地降低，同时对其他方面的因素也有所考虑。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