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浙江诸暨市的枫桥镇又有9家企业停产关门，其中7家都是纺织服装厂。在镇上的一些服装企业看来，这些企业相继关门倒闭、最直接的原因是受了融资担保的牵连。
诸暨市枫桥镇某服装厂办公室主任张先生表示：“因为对方的债务，你必须担保这家企业去偿还，如果某一家企业破产了，那边银行对我的授信就会降低，就会抽资，而且它会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这种效应。”
但是，资金链断裂，真的是压垮企业的唯一一根稻草吗?
诸暨市枫桥镇浙江开尔制衣董事长何志江表示：“由于现在劳动力工资、福利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提高，再加上各种税费费用的提高，在国外出口的竞争就被削弱了。削弱了之后，国外有好多订单就不到我们这里了。”
据了解，目前诸暨枫桥镇的服装厂从原来的50多家已经减少到30来家，整个诸暨市的纺织服装企业，则从最多时候的650多家减少到现在的二三百家。
诸暨市经信局综合科副科长杨云贵：“在成本上升，销售价格没有上升倒逼之下，企业的利润空间非常小，甚至亏损，所以一部分服装企业选择了停产，或者是转移到其它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去，或者选择破产。”
利润为零，一件出口西服的成本账
服装制造业经历着成本之困，那么，加工一件衣服，都有哪些方面的成本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一件出口西服算算成本费用账。
在诸暨市的枫桥镇，做外贸代工的浙江开尔制衣董事长何志江表示：为了维持生产，这件男士西服的利润已经见底了。如果以前做代工的话，可以挣到30到40块钱，现在是保本。
记者：一点钱都不赚?
何志江：如果厂房、设备要去买新的，再加上承担了银行贷款的话，那根本没有利润，是亏损的。
何志江介绍，这种普通的毛料西服在英国市场零售价格为15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20元。但是，每件西服的代工出口价格只有470元，并且，这个价格十年来一直没有变动。
从470元的成本费用来看，毛料主料要花300元(占比64%)，纽扣等辅料、包装、物流等花销由原来的30元上升到现在的60元、(占比13%)，水电气等动力能源支出由原来的2、3元上升到现在的10元、(占比2%)，增值税及附加为25.85元(占比5.5%)，机器设备折旧及维修保养支出5元(占比1%)，劳动力成本支出由原来的20元上升到现在的50、60元、(占比13%)，土地相关费用支出由原来的3元上升到现在的10元、(占比2%左右)，加上贷款融资的成本，生产企业已经没有利润可剩了(利润0)。
从这件西服的成本费用构成来看，占比最高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而占比上升较快的也是劳动力成本。
代工贴牌，外贸出口缺乏议价权
虽然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成本负担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同属纺织行业的服装袜子因为主要做外贸出口产品缺乏议价权，因此附加值不高，并且随着竞争的加剧，订单也是越来越少、价格也越来越低。
在诸暨市枫桥镇一家服装企业表示，今年厂里的服装工人从最多时候的650人下降到了350人，这都源于海外订单的减少。其办公室主任张先生：“外面的报价比以前要低，因为对方选择的余地大，有很多国家在做，尤其像现在服装这种低端产业的话，慢慢在向东南亚转移，因此企业的议价能力越来越小。”
诸暨市大唐镇某袜业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黄旭兵：外贸俗称就是代加工，利润算得很死，一个公司做代工，就算做100年也没有自己的品牌，别人不认识就不会给你下单。
规模效益，机器换人降成本
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诸暨市有不少服装企业举步维艰。然而，在诸暨市的另外一个城镇大唐镇，去年以来，通过“机器换人”降成本，袜子行业从绝境中起死回生。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把劳动力成本当作主要的成本负担。这在以手工作坊起家的大唐袜业尤其明显。
诸暨市大唐镇浙江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强表示：“现在劳动力成本，工人工资，增加得特别快。像以前，工人工资才一千多，两千多，现在平均都要达到三四千。对公司来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在大唐镇，家家户户做袜子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在这个户籍人口仅为3万人，却拥有企业一万两千多家的乡镇，主要靠外来务工人员来做工。由于产业“低、小、散”，产品低质低价竞争，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企业同样陷入了无利可图的困境。
针对大唐袜业濒临绝境的现状，2014年底，诸暨市政府痛下决心、关停“低小散”企业，并以“机器换人”为带动，配套袜业生产。现在，走进大唐镇的袜子生产车间，大部分生产线上都找不到一个工人。从最初的手工作坊，到半机械化生产，再到现在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人，机器几乎替代了袜子生产的所有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表示：机器换人这个趋势是个大趋势，当然对制造业来说，人工成本会大幅度降低，其核心根本在于你是要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促进整个制造业的效率，不仅提高了它的规模经济还扩大了它的范围品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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