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先生在四川绵阳一家企业工作4年后提出辞职，并于当月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因为两年没有休年假，杨先生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被驳回后，向法院起诉公司。10月28日，记者获悉，经绵阳涪城区法院一审、绵阳中院二审，该案有了终审结果：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判决公司向杨支付13902.11元。
应该说，杨先生是幸运的。毕竟法院支持了杨先生的诉讼请求。但是杨先生的维权之路颇为坎坷。从在职期间的隐忍，到辞职后维权，再到劳动仲裁被驳回的失落，法院一审二审的漫长等待，并不是每个人有杨先生这样的执着和幸运。更多人既不敢轻易辞职，也没有勇气和精力同用人单位对簿公堂。企业未安排年休假，未依法支付加班报酬的例子屡见不鲜。
关于劳动者休假权利的问题，《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已有明确规定。但是由于缺乏具体配套措施，规定操作性不强，缺乏刚性约束机制，不少劳动者并没有获得包括年休假在内的应有休假权利，超时加班、被克扣加班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尽管社会上要求政府强制推行带薪休假的呼声与日俱增，人社部还出台了《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常回家看看”已经写入法律，但是劳动者带薪休假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根据相关单位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可享受带薪休假的职工仅有三成，另有21.8%的职工虽符合条件，但从未带薪休假，还有26.3%的职工“偶尔享受”带薪休假。与国有企事业单位相比，私营企业成为职工无法带薪休假的“重灾区”。
在金融风暴期间，有政协委员甚至建议，暂停执行员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理由是“饭碗比福利更重要”。上海某公司要求所有员工“五一”小长假加班，将一天8小时精算成480分钟，让员工每天提早2分钟下班以充当补休。法定假期就这样被肢解，带薪休假的现实语境可想而知。
虽说当下用工荒来袭，但是就业难与用工荒并存。从当前劳资双方的供求关系与博弈能力来看，推行带薪休假存在着劳动者权利的瓶颈问题。除了机关事业单位有年休假、学校有寒暑假以外，用人单位不给职工带薪假期，职工往往无可奈何。不说小作坊与私营企业员工的休假权利难保证，白领也未必敢找老板要假期，只能“被全勤”、“被加班”。职工虽然不愿意放弃带薪假期，但是带薪休假毕竟不能跟脆弱的饭碗相比。而且带薪休假还存在休假时间分散，单位工作安排与执法部门取证困难的问题。
而据资料介绍，在欧美国家，用人单位如果对带薪休假贯彻不力将付出沉重的补偿代价，高昂的违法成本促成了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在我国，虽说《劳动合同法》与《带薪年休假规定》为劳动者争取话语权提供了法律保证。千千万万劳动者坚持呼吁为带薪休假营造出舆论氛围。但是，由于劳动者维权成本较高，对违规用人单位缺乏处罚细则，执法部门执行力疲软(杨先生提前领导仲裁被驳回就是例证)，一些用人单位的利润血管里并未流淌道德血液，不少劳动者的带薪休假权利仍被无情剥夺。
劳动者自己争取，更需要法律制度撑腰。职能部门一方面要把法律法规宣传到位，让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知晓带薪休假权利;另一方面要主动出击，到一线查处违规用人单位，并认真受理劳动者投诉，谁触犯了侵犯劳动者休假权、克扣加班工资的底线，既要纠错，又要处罚。让用人单位感到侵犯职工休假权、克扣加班工资得不偿失。同时还要提高工会的地位，由工会代表员工与用人单位全面谈判劳动者权利待遇，维护劳动者休假权，支撑起劳动者的就业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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