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市场现在非常、非常平静。你看到的这些手表有多昂贵、有多闪亮，这个市场的增长速度就有多慢。”在去年8月接受采访时，香港规模最大的高档腕表经销商之一Oriental Watch总监Alain Lam这样表示。
据世界服装鞋帽网了解，去年是瑞士制表业自1988年以来所经历的最糟糕的一年。从2015年开始的下滑在2016年又持续了11个月，下滑幅度达11%。其中10月还出现了7年来最大的单月出口量跌幅，接近16%。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月16日至20日在瑞士举行的第27届日内瓦国际高级钟表展(Salon Internationaldela Haute Horlogerie，简称SIHH)显得和往年有所不同。
瑞士制表出口量从2010至今持续下滑
1、从去年起新增的年轻品牌展区，主打限量和年轻化设计
高级钟表展看上去就像一场OldMoney的专属游戏。今年占主导仍然是历峰集团旗下的12个大多诞生于18、19世纪的品牌，包括卡地亚、江诗丹顿、伯爵、万国等。单是看看它们就能知道去年的制表业状况有多糟了：3月至9月利润下滑了51%，销售额下降13%。
不过从去年起，SIHH新增了一个Carrédes Horlogers展区，专供独立制表品牌展出。今年在这里亮相的13个品牌，历史最悠久的才只有20年。它们不受品牌传统束缚，反而在设计上更自由大胆。
比如成立于2005年的品牌MB&F推出的HM7，看上去像一只水母，钛合金及纯金版定价分别为9.8万和11.8万美元。而创立于1997年的品牌Urwerk在设计新品UR-T8时灵感来自《星球大战》中的千年隼号，定价10万美元。
HM7“Aquapod”fromMB&F
UR-T8fromUrwerk
这些独立制表品牌区别于传统品牌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们不会每年生产上千只手表，另发行一些限量系列来维持品牌的稀缺性，而是直接将年产量限制在30至300只。
每年为不少品牌制作原型的法国制表师Christophe Claret，在2012年成立自己的品牌后每年只推出120只表。荷兰Grönefeld兄弟2008年创立的品牌Grönefeld每年则只生产30至40只。在过去7年中，瑞士钟表品牌Laurent Ferrier一共只生产了700只手表，平均售价在5万至6万法郎之间。
这种做法也并不奇怪——他们的产能本身就有限，而控制产量也能让他们与最精准的消费者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在行业不景气时，这反而使他们更灵活，运营状况也更稳健。
2、传统品牌更朴素了，整个展览也是第一次向公众开放
不只是独立品牌，传统品牌也在尝试调整供需平衡。它们的方式是采取“在非常时期才会采用的”库存回购计划，并且开始推广价位偏低的产品以吸引更广泛的客群。
历峰集团去年花了2.13亿美元回收滞销手表，同时裁掉了200个制表师岗位。今年，在它的子品牌之一卡地亚的SIHH展位上，你再也看不到闪闪发光、镶满钻石、标价10万美元以上的手表。取而代之的是Panthere(猎豹)系列的不同款，标价仅4000美元。
卡地亚Panthere系列
为了消化前几年过剩的供给，今年SIHH展也史无前例地第一次向普通公众开放了。在接受采访时，主办方负责人FabienneLupo反复强调品牌与终端顾客面对面交流的重要性。
股票经理人Tom Russon对记者的解释可能更直接：“卡地亚们想重新回到这样的概念：简单、经典、优雅。这是中国中层富人们需求最旺盛的地方。”
3、股市回暖，一些品牌把目光从中国转移到了美国
尽管仍然受到中国需求减弱、恐怖袭击导致游客锐减以及美国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但从股票市场来看，制表品牌们的境况有所好转。
在经历了连续3年的下跌后，历峰集团今年的股价涨了13%，而斯沃琪集团(Swatch Group AG)则涨了9.5%。瑞士股票经理人Jean-PaulJeckelmann认为，“这是因为制表商们依据减弱后的需求调整了产量，市场正在慢慢恢复平衡。”
不过，香港和中国内地加起来的市场份额达到20%，却仍然没有好转的迹象。这使得一些制表商把目光转向了美国。
ChristopheClaret
上文提到的每年只推出120只的法国品牌Christophe Claret，就认为川普为美国富人减税的政策将刺激美国市场需求回升，尽管去年前11个月瑞士对该市场的出口量下降了11%)。
“美国仍然聚集着全世界最富裕的人。如果他们有了更多余钱，肯定会愿意多买几只手表的。”ChristopheClaret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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