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看多债市的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监管已经转向，监管的放松带来了债券市场的牛市。该观点的主要论据是，近期不少银行陆续从各分管部门或地方银监局收到了可以延迟递交自查报告的消息，延期时间为一两个月。该观点认为，银监会放宽银行提交自查报告的时间，能够给银行留出更充裕的时间准备自查，从而理解为监管政策的转向。
名义经济增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关系是一个明显的分段函数：2013年以前，两者无论是在走势方向上，还是在波动幅度上都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但是，2013年之后，两者开始出现了波动幅度上的明显偏离，2015年二季度之后，两者甚至出现了方向上的背离。
具体来看，三个偏离的典型时期分别是：
第一，2013年10月-2014年2月。2013年10月，中国名义经济增速开始大幅下滑，从13.51的水平断崖式下降至10.99的水平，但是，10年债市收益率却从4.11的水平大幅上升至4.56的水平，上涨幅度近45BP，两者出现明显的背离;
第二，2015年4月-2016年1月。2015年4月之后经济增速开始企稳、不再进一步下滑，名义增速大致维持在7.5的水平，但是10年国债收益率却开始大幅下滑，从3.53下降至2.82，达到71BP，两者出现明显背离;
第三，2016年10月-2017年5月。2016年10月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不断企稳向好，但10年国债收益率开始大幅上升，近8个月从2.69水平快速上升至3.62的水平，近100BP，两者出现明显背离。
通过上述三个时期，我们能够看出，2013年10月至今大约有44个月，其中有23个月、超过一半的时间，名义经济增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说明2013年以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究其原因，我们发现，第一个时期属于2013年“钱荒”的高峰时期，资金荒才是债市的核心变量，经济的走弱并没有带来债市利率的大幅下行;第二个时期属于2015年以来的“资产荒”时期，央行稳健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市场出现“资产荒”，大幅推低了债市收益率;第三个时期属于2016年债市“黑暗时代”到来，在于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由稳健略偏宽松转为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收紧使得债市利率大幅上行，同时监管政策的收紧也部分导致了利率的上行。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时期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央行的因素远超过了基本面因素，由于央行的货币政策因素导致了债券收益率明显偏离基本面，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已然成为债市的核心变量、而非经济基本面因素。
我们认为，2013年以来债市与经济基本面的相关性非常高，无论是方向上、还是变化幅度上，都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但是2013年之后，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偏离，甚至超过一半的时间两者出现截然相反的走势，反映出基本面可能不再是债市的核心变量，相反，央行的货币政策可能已然成为中国债市的核心变量，因此，通过判断名义经济增速高点已过，推断债市收益高点已过、债市利率进入下行通道的观点缺乏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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