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主办，21世纪经济报道承办的创新与开放的中国资本市场——2019南方财经国际论坛在广州举办。
在下午的“资本市场开放新机遇”平行分论坛上，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南方基金首席市场官吴增涛、高腾国际CEO毕万英、国泰君安财富管理部总经理李可柯 、云锋金融高级董事总经理秦莉5位嘉宾参加了题为“中国资产管理机构发展新动能”的圆桌对话环节，详细探讨了财富管理转型、投顾模式发展、金融科技运用以及金融对外开放等议题。
投顾要讲究均衡配置
今年10月底，公募基金投资顾问业务试点正式落地，使得投顾话题不断升温。
实际上，不止公募，券商、第三方财富管理机构等都对公募投顾牌照兴趣十足，投顾模式将带来资管行业格局的变化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多位参会嘉宾表示，投顾模式发展的关键在于，从过去的推销单一产品，转为讲究均衡配置。
南方基金是首批五家基金投顾试点机构之一，并已正式对外发布其投顾品牌“司南智投”，并推出管理型基金投顾业务。南方基金首席市场官吴增涛也率先发表了对投顾业务的看法。
其表示，“从我的理解来说，基金管理公司来做这个事更能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产品角度来说，通过产品与产品的搭配，可以实现大类资产配置，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服务。从全球来看，有证券公司做财富管理，也有IT背景的科技公司来做投顾业务。做好投顾业务有三点要素：第一，要有客户，要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才能形成清晰的目标，所有的财富管理都要基于这个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就很难达到一致的意见；第二，资产配置的过程，这里面涉及到对产品的了解，以及资产配置的模型构建与完善；第三，投顾业务要做大，还是要看客户的基础。基金管理公司在做，银行也在做，国外的智能投顾做到几十亿美金，不同机构的客群基础和服务差异很大，也是不同的机构服务不同的地方。”
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也发表了详细观点，其指出，投顾最关键的命题是从产品的概念转到组合投资。
黄王慈明称，“投资顾问很核心的是你代表客户的利益，要为他做出一个组合，要配置不同的资产，为他服务。这有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费用问题，在香港和亚洲很多地方都存在一个弊病，银行在销售的时候，往往希望投资者频繁地买卖基金，这样银行可以赚更多佣金。如果真的要做一个投资顾问，可能要从资产配置，按照资产来收费用，但这个过程不容易。我们做过调查，很多人觉得按照产品付佣金，会知道自己付什么，但如果按照资产付，他就会觉得要多交易才值得。因此，除了投资顾问本身要转型，客户的心态也要调整。”
另外，云锋金融高级董事总经理秦莉表示，“投顾牌照的试点落地，意味着投资顾问从多年讨论的阶段，进入到可以在行业落地和实操的阶段。投资顾问模式的关键词可能是专业、配置、平衡，我们要用投资顾问帮助客户实现这几个目的。从大的逻辑上讲，首先，要有大类的资产配置的视野和研究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从宏观层面上知道整体的经济大概是什么样的，需要知道在不同的资产类别上要做什么样的配置。其次，要有客户做品种的选择和货架。最后，要做好投资顾问，还要有一个全方位服务的能力。”
金融科技需不断深化
本场圆桌上，参会嘉宾还重点探讨了金融科技在财富管理转型中扮演的角色这一议题，尤其对于香港金融市场和境内金融市场在金融科技运用上的差异进行了较多的交流。
高腾国际CEO毕万英提到，“相对而言香港金融监管比较注重隐私和安全，合规风控比较严格，跟境内市场相比，在金融科技方面的发展相对会慢一些，但我觉得这个是痛点也是机会，很多香港的金融机构都在准备和发力。”
其表示，“新的金融科技，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网等，跟基金公司的投研、营销、运营等场景有很好的契合，不管在香港还是内地都在探索这方面的创新机会。高腾是有互联网科技基因的公司，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当然不单单是我们一家公司做优化，很多工作也需要和合作伙伴一起推动，才共同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
国泰君安财富管理部总经理李可柯则表示，“早在2016年我们就提出‘科技+服务’双轮驱动，并且写进三年规划，在顶层的战略设计之下，我们对数字化的财富管理做了一系列的探索，这个探索主要围绕数字化的客户洞察、客户化的产品筛选、客户化的精准触达。金融服务这件事情跟其他的服务比起来有它的特殊性，基于特殊性，很多技术很难替代，所以人机结合也成为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一直坚持和思考的事情。作为财富管理共同的建设者，行业的成长是我们共同的期待，这个成长来自于客户，来自于更加稳定、更加长久的客户，但是同样也非常重要的来自于我们的从业人员，来自于我们更加信赖的从业人员。在金融科技的赋能和人员的方向上，我们会继续坚持探索。”
外资入华仍有具体阻碍
在圆桌的最后，参会嘉宾还探讨了中国金融市场加速对外开放的相关议题。
其中，黄王慈明探讨了目前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存在的一些现实障碍。
黄王慈明指出，“外资正在积极地研究如何进入中国市场，但在进来的过程中也确实碰到了一些问题。举例来说，除了公募以外，外资进入中国境内市场的渠道有很多，包括银行、保险等等，究竟该怎么去挑，哪一条路比较好，产品怎么样来推，监管是否统一等等，涉及到很具体的问题。”
毕万英表示，“从中国过去改革开放40年的经历来看，很多行业的成功都是靠对外开放，对内放开。因为一个行业的开放透明和市场化运作，是资源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保障。金融行业也是一样。但金融行业不像电商、物流、汽车、互联网等行业，对国计民生影响很大，需要更加稳健和谨慎推进。现在中国金融开放已经进入到深水区，我们在慢慢放开这个力度和速度。同时我们一方面引进外资，另一方面在引进的过程中也要防控风险，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要进行有序稳健的开放过程。中国的公募基金公司，成立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只有20多年，但是从一开始就对标国外先进的资产管理理念，所以中国公募基金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无论是顶层设计、投研流程还是合规风控、信息披露等，都是按照国际比较高的标准来设计实施的。在过去20年的发展中，中国资管机构和外资机构也有很多的交流和合作，国内基金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高。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的潜力巨大，未来一定有大体量和全球化的公司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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