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3日上午，南京鼓楼医院举行第三批援武汉抗疫医疗队出征仪式。此次南京鼓楼医院选派162人，其中包括领队1名、联络员1名、医生40名、护士120名，由鼓楼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医师吴超教授担任领队。
40名医生来自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症医学科、急诊科、麻醉手术科、消化科、肿瘤科等20余个科室，120名护士来自全院各科室，整建制接管武汉市第一医院的一个重症病区。
鼓楼医院副院长、感染科主任医师吴超作为领队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讲述前线的治疗、传染病学的研究和传播规律。
吴超。资料图
奔赴前线、迅速接管
我们这批支援医疗队，在2月12日晚上10点接到通知，大概在一个多小时之内就确定了支援名单。因为我们医院早期做过动员，大概有3000多人报了名。这次我们来了40名医生和120名护士，加上领队和联络员总共162人。我们接管的是武汉第一医院的两个病区，22区和23区，共71个病人。同时带来了一部分物资，包括防护服、口罩，大概一星期的用量。
但到了以后，我们觉得武汉第一医院安排得很好。因为是定点医院，所以在物资配备上还是很充分的，目前防护服和口罩都是可以保证的。
武汉第一医院在前期也已经完成了非常好的准备工作，在短短三四天的时间里，由一个有1000张床位的外科楼整体改造成的新冠病毒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防护也做了比较好的流程设计，尽管不是特别完善，因为是老的病区改造，不是传染病的收治流程，清洁区和污染区进出只有一个通道，当然医护人员和病人是分开的。医院同时配备了充足的人力对每个进出隔离病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包括鞋套怎么穿、防护服是不是符合要求、护目镜戴得是不是规范等等。特别是在出隔离区的时候，对每一步都做了充分规定，比如手消毒、皮肤黏膜、鞋子消毒的问题。他们的医生其实并不是专科医生，也是其他科室转为定点收治，包括其电子病历系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让工作衔接很顺利。
虽然他们不是传染病定点医院，但是真的费了很多心思，对这方面非常令人敬佩。
2月15日我们进驻、接管病区，大部分是重症病人，有四五个危重症，需要靠氧气、呼吸机维持。（前面的团队）留了一个护士和一个医生配合我们的接管工作。
接手时碰到最困难的事情是我们对患者前期病情的了解不充分。因为这些病人很多都是从社区或别的医院转来的，对前期疾病的状态，病情的进展，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去了解和跟踪。我们大概用两三天的时间把所有病人的基础疾病、发病时间、确诊情况以及影像学检查摸清楚。这几天全面铺开治疗工作，花了很大力气做了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是缺氧。由于此前外科楼供氧的设置，当我们10个病区通通用氧气的时候，呼吸机都带不动，氧的浓度不够，所以我们很困难，而且短时期是没法解决的。
“保证队员的安全与休息”
在医务人员的防护方面，我们有一天的时间整修，成立了8个小组，从医疗、护理及物资、宣传等都有专人管理，同时也有专门感控团队，对每个人做了个人防护的医院感染控制培训，要求每个人要现场操作穿戴、穿脱。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排班的时候一般都能保证队员有24小时的休息，且排了不同层次的，分一线、二线、三线，相互配合。同时，配了一些对讲机，让隔离区内外可以有效、充分地沟通。
在新冠肺炎疾病的培训上，包括诊断、治疗，如诊断标准、出院标准，重症的处理原则等。我们带来的40位医生是临时抽调，来自不同的专科。重症、呼吸、感染科的医生对于新冠这种疾病的认识和对病毒了解更清楚一些，对消化科、内科、外科和其他专科的医生，培训起来可能难度更大一点。
好在我们的医生都经过了很规范的住院医生培训，大部分也都有多年工作经验，接手非常快。很快地进入了临战状态并适应，我很敬佩这些年轻的大夫，他们非常好地掌握了知识体系、判断病情，能够处理病人的日常问题。当然不是那么完美，也有很多的缺陷和遗漏，这是没办法的，不是在自己医院。
患者方面，大多数因为长时间没有住院，都是在家里、在社区隔离，他们显然对我们的医疗还是很期待的。当我们介绍来自南京鼓楼医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开心，也很信任并表示感谢，这本身对我们也是一种鼓励。
重症病人比例过高
所有的急性传染病都有其发展特征，从潜伏期、起病、极期到恢复期。所以我们更多的任务是要防止患者的病情进展，最重要的是怎样维护患者的生理机能，比如正常的饮食、电解质平衡、抗病毒治疗以及心理疏导等，比如有的病人运动之后氧分压下降。我们要尽量了解病人、抓住病情进展的阶段，是治疗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患者在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进展，所以我们尽量要让病人不要往重症和危重症转化。这其中有一定的危险因素，比如年龄偏大，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这一部分人群发生重症和危重症可能性比较大，是我们重点关注群体。
我们目前手上的71个病人，有5个危重症，几乎一大半以上都是重症。
在临床治疗上，按照国家诊疗方案来。方案相对固定，同时我们会根据病人病情变化、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侧重点不太一样，比如早期抗病毒显得更重要，晚期可能防止纤维化、改善氧合更重要。
在重症和危重症方面，新冠病毒是比较棘手和复杂的。一个疾病的重症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在我们通常的认知里，“新冠”的重症比例应该在10%左右，但在武汉重症的比例远远超过了10%。
原因就是发病人数太多，而我们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专科医生也是有限的。很多病人可能在诊断、治疗的过程中被耽误了时间。比如医院没有办法及时收治，在家里没有氧气维持，更重要的一点是病人的心态会出现变化：本来不重，焦虑、恐惧加上没有人很好地疏导和照护，也可能导致重症比例增加。
我们做了一项研究是将江苏十几家医院、十多个城市的200多例病例集中进行分析，江苏重症例10%左右，比武汉要小得多，但是患者人群的平均年龄比较低，大都是从武汉回去的务工人员。也因为江苏发病人数少，医疗资源可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恢复快，重症的比例就比较少。
这也是“早治疗、早隔离”为什么对传染病更重要，急性传染病的早期稳定和有效干预，一定是防止重症发生的最好防治方法。
二三代是否会减弱不确定
最出乎意料的是新冠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极强！我们研究团队最近会在《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一篇论文，分析了一个家族性的案例：一个人从武汉回来，造成了11个人感染。从这个案例看，这个病的传染性极强，和流感差不多，超过SARS、H7N9。从传播途径看，除了呼吸道，包括飞沫、粘液、手的污染等密切接触，可能都具有传染性。疾病早期，新冠病毒的扩散速度可能是非常高的。
新冠病毒的毒力是不是会逐代减弱？我觉得现在还不能这么说，因为影响因素太多。
有些病毒感染的疾病是有逐代减弱特征的。比如通过蜱虫传播的布尼亚病毒，一代病人很重，死亡率很高，也确实有通过接触、黏膜的感染，家庭聚集性的感染，但是这些称之为二代病人的症状基本上都很轻，很少有死亡的病例。
所以究竟新型冠状病毒和其它的病毒有没有这些类似的特征，现在还不能确定，除非有大量的二代及三代的病例去分析才行，特别是武汉的二代病例尤为重要，在同样的环境、治疗条件和心理状态下，分析起来更有价值。
新冠病毒是否会像流感病毒一样长期存在？此次的新冠病毒是第7个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除了SARS、MERS的影响比较大，其他影响都较小。我们目前没有很多的流行病学证据去分析，在季节性流感的发生过程中，冠状病毒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不太清楚。
冠状病毒是上呼吸道感染的一分子，很多病毒如甲流、乙流等都可以造成流感症状，所以流行病学调查显得尤为重要。但是从新冠病毒感染的角度看，不可能变成一个像乙肝那样的慢性携带状态，它和很多肝炎病毒、巨细胞病毒或者EB病毒不太相似，它形成慢性的可能性不大，它一定会在某个时间被清除。
引起季节性流感的病毒，包括很多呼吸道传播的病毒，很少有慢性的。病毒到人体内必须有一个合适生长的地方，它们主要在呼吸道黏膜的一些细胞里生长，而我们人体的呼吸道有着非常强大的清除能力，还有人的免疫能力。在病毒认知上，新冠不会形成慢性。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情况，这要等到以后有大量的研究才能证明。
但我相信新冠病毒不会变成一场不可收场的灾难，因为我们有SARS、有禽流感的经验；但这个病毒中间宿主到底是什么，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是可怕的。
感染科资源不足，分级诊疗非常重要
相较而言，我参加过2003年SARS和2013年N7N9防治工作，现在看来，我觉得SARS的时候更可怕，因为当时病死率太高。
但是这次新冠采取的很多措施以后要反思。一旦有发热人群增多，疫情来的时候，不管是什么病毒感染，大家都去发热门诊，这是一个要命的事情。武汉的感染率这么高，这么快且集中，其中忽略了一个很大的人群，就是冬季有很多流感的病人夹在其中造成交叉感染。
造成这样的情况首先是专科资源不足，感染科资源不足。传染科的建设，疾控系统和医院医生怎样对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新冠早期的诊断，需要市疾控采样，但市疾控没有权力确诊，要到省疾控。早期省疾控也不行，要等国家来确诊。这样大大耽误了救治的流程。
第二没有很好的分级医疗，早期病人应该在家庭医生那一级解决。比如在意大利，如果有可疑感染的情况，政府要求出现症状先电话联系医院或者家庭医生，不要去医院。分级诊疗的完善可以让大家不要恐慌，让病人觉得有依托，这样会大大减少大医院的压力。我看到有报道说武汉协和，当时最多的一天有2000多个发热的病人去门诊就诊，一个小小的发热门诊怎么能够承受？怎么可能不乱？医生怎么不被感染？怎么样更好地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特别是家庭医生这个群体，真正保证老百姓每个人都有家庭医生，在这些传染病来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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