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欣如对自己的评价是，“简历人”，确实，她的简历太好看了。当下，她正努力撕下这一标签，但过程并不容易，特别在遭遇疫情之后。
周欣如现在的身份是，培训机构创始人，目前，这算是一家教育公司，在上海著名大学开设官方培训项目，在北大做闭门会，专注法律、商业、教育的融合。她大学毕业于复旦法学院，研究生在哈佛，清华-INSEAD 的EMBA，第一份工作在英国“魔圈所”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 LLP），其后，任通用电气（GE）法律顾问，飞利浦大中华区法律总监及合规官。
2019年6月，周欣如开始创业，刚刚起步，疫情来袭。学子分布全国的大学作为教育系统完全复学最后一步，培训课，则是最后一步的最后一步，可以想见，对她创业影响多大。“灭顶之灾”，她如此总结。
但周欣如走出了自己的步伐，转战线上。法嘉的网课并不便宜，起步价199人/课，开业酬宾，买一人送一人当堂课，包括企业主、律师、心理学研究者，课程多样，都是100人内小场。课后，她会去加所有人微信，详细复盘，到第三场，大多数学员已是陌生人。市场热捧，课程价格开始调整。
在4月末，周欣如靠着网课已经实现初步盈利，此前状况是，颗粒无收。当然，周欣如看上的，是商业、法律、教育融合背后的长链市场，这是个正在飞速膨胀的机会。
实际上，法律界已经在酝酿一股跨界潮。4月中旬，阿里宣布方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周志峰将正式加入蚂蚁金服，任首席法务官，负责法律、合规工作。这在业内引起震动。也有人反方向移动，譬如贝莱德基金（BlackRock）中国区合规总监就回归法律界，加盟方达。内外部律师交替，空前繁荣。
“中国的律师行业走得快靠外部律师，走得远靠公司内部律师。”周志峰曾对周欣如说，现在他正以实际行动来实践自己的判断。
头部大咖转型热，硬币的另一面，一般法律人普遍面临着瓶颈，行业本身也处在变革期。“非诉业务越来越难做，各家压价很厉害，红圈所以外，乃至二线律所，业务都遭遇着严重冲击。”多位律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承。
变化的起始点，在于当下律师业务的局限性。律师只是律师，但不够懂商业，特别是主业辅助商业的非诉律师，带给市场核心增量显得有限。这对律师来说，意味着职业瓶颈，对律所来说，意味着收入不稳定。
周欣如走过了这一段路，选择跳出来，创业。也是为了摆脱那个依赖标签的自己。在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数次对谈中，她不再是所谓外企高管、业界精英，回到了那个相对核心的自己，会气馁，也会伤心、焦虑、自我怀疑。
“如果不做，我会后悔吗？会，那就做吧。”她说。
生产自救
疫情之前，周欣如的创业还算顺利。
据其所在大学官网所公布的招生简章，周欣如公司所承办的卓越法务与合规人才计划，第一期培训费用为 2.98万元/人，招收40名学员。授课讲师除名校教授外，还包括复星集团全球总法律顾问郭小舟、海尔家电总法律顾问刘群、阿迪达斯亚洲区总法律顾问益晨旭、德国汉高集团北亚区总法律顾问沈悦志、蚂蚁金服首席隐私官斗南等。
周欣如透露，在学员中，80%来自大型的国企、民企、外企，剩余两成为没有法律背景的企业负责人。“两类学员有很大不同，法律人思维满眼都是风险；商人则满眼都是机会。法务需要能够看到商业机会，商人需要学习规则的力量。”她称。
在周欣如预期中，商业、法律、教育，应该是一个有机生态。“商业和实务应该赋能学校，让学校教育更加贴近市场，也希望学术的提升和商业思维激发，能够帮助到法律。法律需要有前瞻性，滞后会导致无序。商业再通过规则去反哺，让商业更加有序的生长。这是一个互生生态。之后，也确实能孵育出长链业务。这是第二阶段。”
商业规划还来不及实现，疫情打乱了一切，线下活动停滞，公司停摆。但成本还在，目前，法嘉团队初具规模。“我在用以前的利润、积蓄养团队。”3月末，周欣如不讳言。
于是，生产自救摆上了台面，进军线上是最好的路。“所有活动都停滞了，活下去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做线上培训时，给大家分享了一个管理概念，叫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商业可持续计划），这是很多大企业会做的一个业务持续计划，可以把它理解为灾备演练。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企和国企，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在外企里BCP有一个核心小组，都有总法律顾问，这个时候，法律有战略拍板作用。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很多店铺不能够正常营业，总法律顾问需要替公司决定，是自己主动关店，还是等着业主通知关闭，后面的不可抗力诉求结果迥异。”
3月，线上课程初见曙光，4月末，已经基本把公司带出阴霾，甚至，周欣如开始准备扩张计划。“现在基本上是一周一次课，每一周的课不太一样。两个小时线上课，售价在200-600元不等。现在还有赞助收入。”她说。
周欣如的课，反响不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嘉宾阵容及其扎实内容。“一开始，确实有个人关系，也有我们对学员的选择，让嘉宾比较放心讲，大家理念也比较相同，时间久了，品牌打出来，就越来越好请人。”周欣如解释。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务市场上，公司亦有所突破。在疫情前期，为帮助小微企业，周欣如拍了“青山在”系列视频，普及法律知识，最终被一些部门注意到，于今年年初正式承接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3.0版本的推广工作。“现在还有不少地方主动来跟我们谈合作，一开始确实没想到。”她称。
行业瓶颈
目前来看，“业务”逐渐步入正轨，但对周欣如来说，从相对稳定高薪的外企离职，选择创业，本身又是种相对主流的“偏轨”。
这一切，要从她本科毕业时说起。那是在2005年，作为复旦法学院专业第一的学生，她本可保研或者去国外念书，但由于家庭变故，去了高伟绅律所。她是该所在华第一个本科生全职工作者。
外资律所只能做非诉业务，在高伟绅律所压力不小，一开始，她几乎每周被骂，后来找到了诀窍，工作渐渐步入正常。周欣如在高伟绅干了8年。“做非诉业务，重要的是对商业意图、交易结构和工具条文的把握，可以想象成一个大拼图，一开始，可能只是被老板安排拼右下角，随着版图扩大，又拼左下角，几年之后，突然会觉得看到整个拼图。但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是实务工作当中的遗憾，或者说法律教育中的遗憾。如果老板叫我拼右下角的时候，脑子里有一整个图的框架岂不是更好？可是没有，没人系统地教我。”
这种遗憾又随着她在哈佛留学所加深。工作第四年，高伟绅律所资助了周欣如的研究生课程，这是福利之一。“在哈佛读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看到全局的感觉，教授不断带你，既研究一个小词的精妙，也要去更高的维度去思考。你会发觉思想的颗粒度是如此精细又广博，这是教育的美妙之处。可以让你的思维和格局的拉伸度、弹性做得非常大。”
看过大拼图的周欣如，开始并不满足于非诉业务。她想更纵深的接触公司，“思考的维度更广了”。
事实上，不能更纵深的了解市场需求，已经成为非诉律师的软肋。随着律所增加，非诉业务大打价格战。“非诉业务价格已经被压得很低，我们对企业，好像也确实只能更多被动满足诉求，没有能力与精力，在商业上有更多帮助。现在很多业务，只是在重复，真正的创新很少。在不停的跑量。”有二线城市律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周欣如亦有类似观察。“以后标准化格式化的东西，律所可以通过AI解决，业务会分化，精品业务会要求律师了解、参与到企业的战略规划上。”前述律师对此说法相当认同。
了解企业的最好方式，就是进入企业，周欣如做了类似选择，她去了GE。对于内部律师，GE拥有悠久传统，作为行业规范主要制订者，合规，本身就是其竞争优势。在GE，她负责法务工作，频繁跟随业务出差谈合作与并购。直到两年后，去了飞利浦中国，周欣如兼任法律总监与合规官，这又是种不同体验。“好处在于，对业务和人员非常熟悉，所以看合规问题时，比较能够抓住关键，不浮在天上。矛盾也有，商业要往前走，合规要踩刹车，就得适度的保持一定距离。”
客观上，在企业做合规官并不容易。汪灵罡就撰文指出，金融机构合规官存在好合规官难求、权力与责任不匹配、资源配置有限、职业发展有限等诸多问题。“通常合规部门并没有自己单独的预算。不同监管部门制定各自的规则时，往往并没有跨部门之间的充分协调，不同部门规则之间经常出现彼此冲突、逻辑不能自洽的情形”，他在文中称。最终，历任德国商业银行中国区（北京、上海、天津）合规总监、JPMorgan和BlackRock中国区合规部负责人的汪灵罡，选择回归律所。
另一头，公司法务本身也存在天花板，大多数人停滞在自己的舒适圈。公司法务相对尴尬的位置，很大程度上，与其较难体现自己所创造的直接商业价值，且离企业核心业务相对较远。相对商业，中国部分法律人似乎更乐意在法律的圈子里。
在美国，诸多名校法律和商科可以一起读，这是一套体系，早替学生在思维上打通。
周欣如曾想过在职业转变，但最终选择辞职创业。“我喜欢做教育，之前也一直在复旦兼职，手上也有朋友支持，那就做了。”周欣如说。她母亲去世较早，成长过程中得到诸多帮助，这让她有了教育回馈的愿望。
另一头，由于本身也是小微企业，基于行业特性，周欣如也在做着扶持小微企业的行动，当然，这也本是她商业版图中的一环，目前，她正在与资本对接，看能否为周围小微企业主找到融资出路。
“本来有三年商业规划，但疫情打乱了一切。现在依旧是新手上路的状态，幸好，周围人非常支持。”周欣如道。
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