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广东受到冷空气影响，部分地区出现持续性大雨。刘鹏（化名）无法出门工作了。
他是木工师傅，3月28日从湖北荆州回到广东打工，跟着工程队在工地连着开工14天，但受雨水天气影响，断断续续做满72个小时。他算了一下，大概能拿到1800块工钱。
这是他两个多月以来的首笔收入。
“不敢花，能省就省。”他对记者说，自己手艺纯熟，在工程队可以拿较高的工时费，月均收入有5000块。但因疫情被困在老家，两个多月没有收入。
工程队是看天吃饭。天气好，才能开工。广东4月进入汛期，隔一段时间阴雨，没几天能开工。加上受疫情影响，水泥等材料时而短缺，工作时长少，刘鹏收入大打折扣。家里经济来源少，每花一笔钱都要精打细算。
疫情对中低收入家庭冲击不小。4月21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疫情下中国家庭财富变动趋势——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0Q1）》（下称《报告》）。
《报告》显示，税前年收入低于5万元（含）及在5万~10万元区间的家庭工作稳定性指数较低，50.2%的家庭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低收入群体的工作不稳定性加剧，收入下降，加之日常支出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现金流变弱。”报告指出。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收入较低、民生负担较重的群体，给予一次性的现金补贴。“发放现金对中低收入家庭，可有钱消费以解燃眉之急。”他对记者说。
“不敢消费”
刘鹏和妻子在老家种过地。“二十多亩水稻，除去开支，一亩地挣800块。”他说，那会孙子还没出生，种地虽然辛苦，生活还能过得去。后来妻子在家帮忙带孙子，他一个人无力支撑田间劳作，想着自己还有点木工手艺，就外出打工。
去年9月，刘鹏跟着老乡到广东工地打工，直到春节放假挣了1.9万块。在家待了两个月，兜里所剩无几。除了卫生费、水电燃气费、基本生活开支等生活杂费，他还要为家里7口人缴纳农村合作医疗费，每人250块，还有父母的生活费、医药费。“母亲高血压得常年吃药，一次给她买了3个月的药。”
疫情在湖北蔓延了两个多月，刘鹏就在老家焦虑了两个多月。没有地种，没有工作，收入为零。
53岁的他实在坐不住了。3月17日，湖北荆州“解封”。同他一样被滞留家乡的亲友陆续外出打工，刘鹏赶紧联系工程队老板。11天后，他带着健康码“绿码”一路南下，来到珠三角某地，跟着工程队工作。
工程队负责当地医院周边的桥梁、垱土墙和人行道建设。8小时算一个工，每个工算200块，多做多拿。天气时好时坏，刘鹏断断续续做了72个小时，折算为九个工，除去每天要交的15块餐费，他拿到手1590块。
家里上有82岁的父母，下有刚出生的孙子，刘鹏一拿到工资就往家里寄，“现在就是怕下雨，下雨没法开工。”他说，在老家还能喝点小酒，出门前给父母2000块生活费，回到广东不怎么敢消费了。儿子儿媳在外做铝合金、防盗网生意，同样受疫情影响生意。“我还得劝他们不着急，今年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药价翻倍
刘鹏的焦虑仍在继续，方国顺的困难也摆在眼前。
现年50岁的方国顺住在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西黄村六组，至今未婚。幼时患有支气管炎和哮喘，因家中贫穷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后发展为哮喘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肺源性心脏病。
疾病缠身，方国顺需要经常住院治疗。没有劳动能力，靠低保和母亲及弟弟的接济为生。“我每年要住院七八次，有时一个月两次，有时三四个月一次，肺功能衰退，治不好，只能调理，好一点就出院。”他对记者说。
4月11日，他住院16天了。“是老毛病了，不是新冠肺炎。当时医院不收，检查吃药就花了2000多块。”前期在医院检查了两次，病情拖久了，肺里有脓和积水，住院时间长了，治疗费也多，已经花了1万多块。“每次住院花费1万多，医保报销80%，剩余的自费，仅靠低保补助并不够。”
相关媒体记者查询新洲区2019年11月农村低保政务公开表发现，该月方国顺领取的低保补助为762元。某些月份救济金按提标后低保标准的20%计算，可以拿到960元。
“住院吃药，还得生活，这点钱真不够。”方国顺两个弟弟每年贴补两三千元，老母亲在村里帮人种地、除草、打药，每年赚2000块劳务费，自家地里再种点花生、黄豆，卖个2000来块，除了必要的人情往来，剩余的都贴补给他。
深知赚钱不易，方国顺很节约。除了基本生活开销，他不网购不打牌不抽烟不喝酒，每年只买两套衣服，一套夏天穿，一套过年穿。其余都是穿弟弟的旧衣。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不仅让方国顺无法及时住院治疗，亦令他原本贫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我要吃的药全部涨价了，平时七八块的药现在要十四五块，生活用品也涨价了，钱更不够了，日子不好过。”因为还不够60岁，他还没达到“五保户”申请标准。
3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要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困难群体相关补助政策力度。从3到6月，将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价格临时补贴标准提高1倍。
“还不知道能不能收得到，希望这个月能收到。”方国顺说道。
“消费券不能治病”
国内疫情未消，国际疫情冲击不止，令困难家庭及低收入群体陷入困境。
前述《报告》提到，35.2% 的年收入 5 万以下的家庭报告其财富减少很多。年收入 5 万及以下家庭可支配现金价值减少一点和减少很多的家庭占比分别为 17.3%和 30.9%。
不同收入组家庭调整储蓄消费计划。年收入 5 万及以下的家庭中，有54.9%的家庭计划增加储蓄减少消费，34.5%的家庭计划维持当前储蓄和消费水平。多数家庭变得不敢消费，低收入家庭尤其如此。
为此，专家建议将收入分配向个人和家庭倾斜，直接给低收入群体和疫区民众发放消费券或者现金。
记者经梳理发现，包括武汉在内的30多个城市推出几百万元到上亿元不等的消费券，以激发居民消费热情，帮助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加快恢复。银联表示，在全国多地联合各地政府及商业银行共同出资逾4亿元发放消费券，预计带动各地餐饮、超市、百货、旅游等消费逾10亿元。
但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消费券为何物，如何用，并不重要。“回广东后就很少出门，就出去一次，买点床单等生活用品和工具。”刘鹏说，住的地方防疫措施很严，不能乱跑。
看过新闻播放消费券的消息，方国顺不太为之所动。“消费券又不能治病。”他说，如果有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可以选，当然选现金，“我需要钱治病。”
“消费券通过支付平台或是‘摇号’方式发放，虽然执行成本低，但不能保证低收入群体从中获益。”甘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限定商品范围可能导致优惠商品并不是低收入家庭生活所需；设定消费门槛，也不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他认为，实施现金发放政策，能够将疫情救助与刺激消费相统一，既保证低收入群体在困难时期维持基本生活，又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的作用将比基建投资更具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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