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有关完善公立医院体系的讨论一直不断。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三个院，即科学院、工程院、医科院，我们国家就缺了医科院，我们中国所谓的医科院是‘有名无实’的。”8月29日，在2020中国医院竞争力大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院长、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立医院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在后疫情时代，思考从国家层面建设真正的医学科学院对增强公立医院科研实力、完善公立医院建设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包括整合公立医院进行预防性医疗和救治性医疗，更好从专业、权威角度发声进行舆论引导等。
突破制约重建医科院
事实上，中国医学科学院成立于1956年，已有逾60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唯一的国家级医学科学学术中心和综合性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不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57年起实行院校合一的管理体制。目前，院校拥有23个研究所（院、基地）、6家医院、7所学院、56个创新单元，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5个、其他国家级科研基地8个。
黄洁夫向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记者表示，该医科院实际是由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阜外医院、整形医院及几个研究所组成的正厅级单位，并非权威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
而由于多个部门碎片化管理，难以真正形成合力，我国公卫安全、生命科学研究与临床医疗服务规范化等工作进展受到影响，医改中一些与专业技术相关政策的出台受到一定制约。全科医师、专科医师培养与资格认定，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及继续教育脱节等问题就受此因素制约，长期难以得到较好解决。
对此，黄洁夫建议建立真正的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机构成立初期可委托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筹建，其成员由在世界上有影响、敢于担当直言、具有丰富临床医疗与公卫管理的各学科领域知名资深专家组成。
该机构的管理方式应有别于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对其成员应采用行业推荐制，按需分期分批增补，同时应有吐故纳新、废除终身制的机制。
“这个层面不要叫‘院士’，要不断地创新机制，而且几年要换岗，要成为行业之间大家公开承认的临床、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专家，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中医在内。要形成真正的国家科研机构，要代表国家发声。”黄洁夫说道。
医科院的价值与意义
建立国家级生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对我国医疗、药物、卫生等方面的研发给予长期稳定指导、投入与支持，带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是未来提升我国应对突发公卫事件能力、实现健康中国发展战略的关键。”黄洁夫曾公开表示，“这一机构不仅是为国家制定国民健康政策及重大公卫安全、生物安全、医学伦理政策的智囊办事机构，还应负有对相关政府主管机构的监督责任。”
而对于如何建设医科院，在黄洁夫看来，关键是整合全国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生命科学、药学、公共卫生、医院管理、生物制药等学科的优质研究资源，培育医学科技战略力量，为国家生命科学与健康公共安全提供前瞻性、科学性的关键人才和创新学科。生命科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大的机遇，要组成国家的团队。以国家团队的形式作战，而不要孤零零的几个声音。
如果说各级医院是常规部队，那么医科院就是公立医院体系中的战略力量。
像在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是美国科学界四大机构（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工程院、美国国家医科院、美国国家自然基金会）之一。除了自然基金会以外，其他三院都会分别授予院士头衔，实行终身制。
美国医科院主要负责向美国政府提供咨询、预防等方面的建议，以及从事与全球健康有关的事务。截至2019年10月，美国医科院有成员2302人。
疫情期间，美国医科院召开了网络研讨会，邀请业界院士和专家梳理了在公共卫生、流行病学以及政策法规领域的观点和建议，并作出了抗击疫情需要科学思维，创新对话的倡议。美国医科院是国际医学界权威机构和政府政策咨询机构，其院士专家的观点广受关注。
而英国的医学科学院1998年成立于伦敦，是英国医学界最高的学术荣誉机构。英国医科院的主要成员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和临床医学方面的专家。疫情期间，英国医科院曾发表研究报告《为充满挑战的2020/21年冬季做好准备》。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医科院作为专业研究机构在抗疫发声上具备一定的话语权，代表了医学界的权威声音，对公众起到了示警作用。
不管如何建设医科院，进一步完善公立医院体系是此次疫情中的广泛共识。
在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看来，首先医院是传染病以及许多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信息源，往往这类事件都在临床上发现；其次医院是应急系统的最初起唤者；此外，是应急管理处置的关键环节之一，绝大部分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需要临床支持；最后一般性的应急处置，不仅仅是公共卫生系统，医院是维持社会运行的战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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