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第三届CEW中国能源周——2020行业影响力年会上表示，应努力将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要素市场发展好，并以此作为今后5年、10年的目标。
他指出，在能源方面，虽然中国是亚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国，但亚洲能源期货中心、交易中心却不在中国，而在新加坡，这说明中国在要素市场方面还没有做好。中国拥有人口、工业优势以及巨大的能源需求，建成具有影响力的全球能源交易中心是理所当然的。
黄奇帆表示，如果要素市场很贫瘠，中国即使成为GDP全球第一的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仍然有限。美国之所以影响力大，除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货币力量以及高科技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美国要素市场的价格为全世界定价。
黄奇帆认为，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战略下，中国必须认真解决好中国能源供应“外向度”太高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高，其中2019年油、气对外依存度已分别升至72.6%和43%，给我国能源保供埋下巨大安全隐患。
为此，黄奇帆建议，从国家安全角度，应该多开发页岩气。“我国页岩气现在能够开到200亿立方米。未来五到十年，如果价格低，要在此基础上加一个0，让页岩气（开采）增加到2000亿立方米。美国人从2000年开始，用了20年时间，去年开了3000多亿方页岩气，同时还开了2亿吨页岩油，美国就从世界最大的能源输入国变成了一个能源输出国。”
世界银行在10月22日发布的半年期《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指出，原油价格在疫情初期暴跌，目前仅部分恢复到疫情前的价格水平。-新华社
疫情将给能源市场带来深远影响
原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会上表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使其加速演进。疫情过后，能源安全问题将成为主要经济体更加重要的目标，并且能源向绿色低碳方面的转型发展将会加速。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认为，这场疫情将深刻地改变社会。“很有可能像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改变欧洲的历史进程、天花改变美洲一样，（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未来甚至人类历史带来根本性、趋势性的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13日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将在2020年萎缩4.4%，虽然2021年有望回升至5.2%，但此后将逐渐放缓至3.5%左右。相对于疫情暴发前的预测，全球经济的累计损失将从2020-2021年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2020-2025年的28万亿美元。
邵宇指出，在能源领域，有三个方面的趋势值得密切关注：一是全球持续低迷的增长，全球经济有可能在未来三年中平均增速为零，其中，中国将在至少三年保持百分之三到四的增速。二是各行各业的“线上化”发展，将给运输业的能源需求带来巨大冲击，且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三是全球化将发生深刻变化。
在疫情暴发之后，各国央行和政府出台了规模空前的刺激政策。据IMF统计，各国政府已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约12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这些措施虽然挽救了生命和生计，但其成本高昂，且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也引发税收收入骤降。据IMF估计，全球公共债务将在2020年达到GDP的100%左右的创纪录水平。
“这次流动性的供应几乎是无限量的，在过去两个季度中，我们供应的流动性已经超过了过去十年的总和。”邵宇说道。充足的流动性为何没有带来大宗商品的繁荣？邵宇指出，以往，刺激措施主要针对投资，而现在则针对消费，“对大宗商品拉动的能量不在一个级别”。
世界银行在10月22日发布的半年期《大宗商品市场展望》报告中指出，原油价格在疫情初期暴跌，目前仅部分恢复到疫情前的价格水平，石油需求可能会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持久影响。该行预计，2021年原油价格平均每桶44美元，高于2020年的每桶41美元。
在国际能源论坛秘书长孙贤胜看来，疫情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包括加速推动地缘政治新格局的形成。“油气生产重心不断从东（转）向西，而消费的重心不断的从西（转）向东，在能源需求上大约60%都发生在亚太地区。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地缘政治矛盾的焦点也随之转移。过去，主要矛盾在其他地方，而现在，美国将加大对中国的施压。”
各国“碳中和”目标将倒逼能源转型
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中国首次提出“碳中和”目标，也是中国经济低碳转型的长期政策信号。
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安丰全在会上表示，中国刚刚宣布的减排目标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这个目标非常远大，但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实现。”
他指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可能还要持续增长一段时间，而中国目前的煤炭消费已占世界总消费量的一半，煤炭装机也占世界一半。在如此大的高碳消费中，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难度是巨大的，中国必须以两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来实现碳中和这个艰巨的任务。
新开发银行（下称“新开行”）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祝宪在会上表示，中国提出的碳中和目标极大地提振了全球减排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也将对我国能源行业形成倒逼压力。据介绍，新开行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帮助金砖国家推动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发展。该行第一个项目就是在上海的分布式光伏发电，之后还有在福建和广东的海上风电项目。
谈及新能源的发展前景，祝宪认为，虽然近年来新能源的生产和科研成本不断下降，已经进入有市场竞争性的阶段，但在很大程度上价格仍是被管制的，在定价过程中还有相当的国家补贴，如果要让新能源更加市场化，就要让定价过程更加透明。
在这方面，鉴于我国的油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祝宪指出，如果出于国家能源安全而减少油气资源进口，那么就需要从投资者的角度考虑如何分摊和消化溢出成本，而不是由国家定价，这本身就与国际市场是脱离的。此外，如何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支持新能源发展也是关键。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做了两单新能源（项目），一个是海上风电，一个是光伏。但是由于国家在定价政策上出现的变化，使得项目单位或者投资者对激励机制反弹，对项目本身进行了重新考虑。”祝宪强调，要想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国家应该采取中长期、透明的甚至是尽量中性的支持，而不是一事一议，这将发出令人困惑的市场信号。”他说。
谈及新兴市场国家的能源转型，祝宪指出，在金砖五国中，有四个国家是产煤大国，只有巴西的能源行业原来是靠水电、现在更多是靠新能源。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金砖国家一定要走清洁能源路线，也就是“去煤化”。但是，现在过快、过多地推进这个过程是不可承受的，比如，印度缺油少气，只有煤，但该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电力需求巨大，如果仅发展清洁能源，成本是一般企业和老百姓无法承受的。
“多边金融机构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提出我们不再给煤炭项目提供资金，这可能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是对的。但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说，这将给它的发展潜力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最终的问题还是怎么进行平衡的问题。”祝宪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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