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壮阔发展的30年大潮里，作为“60”后的范永进因其独特的几段工作经历成为诸多大事件的亲历者。
范永进曾先后在上海国际经贸研究所、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等单位从事研究、立法和管理工作，经历过利用外资、开发开放浦东、股市大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
资本市场30年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他多数亲历见证：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1991年中国第一家B股公司诞生、1992年大批企业改制上市、1997年第一波上市公司资产重组、2001年首家上市公司退市、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推进等。
2012年，范永进调入中国改革开放后首家民营企业——爱建股份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系列的经历，使得范永进既有政府工作的宏观视野，又有企业管理的微观经验，对资本市场有着深入的观察和见解。
2016年，爱建集团重组转制后，范永进留任党委书记、副董事长，仍活跃在资本市场一线。
回忆与资本市场的结缘：从未离开金融领域
《21世纪》：请您介绍一下与资本市场结缘的经过。
范永进：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面临转型压力与困境。1988年，朱镕基当选上海市市长伊始，推出了一项重要举措，就是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简称“市外资委”），并亲自兼任主任，希望打造权威型、服务型机构，加快引进外资。我是市外资委成立后最早进去的那批工作人员之一，有幸参与和见证了很多大事，包括浦东开发开放前期酝酿准备，还有为建设南浦大桥筹措外资等。我在市外资委有幸参与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涉外经济立法工作。我当时也大胆参与研究，提出通过试行股份制发行外资股票的方式吸引外资，探索中外合资股份制企业的新形式。这是当时上海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中外合资施贵宝、联合毛纺等企业提出试点请求，后来上海“老八股”中的龙头股电真空成为第一家发行B股的公司。
1993年4月，我调入刚组建的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简称“市证管办”，现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工作，期间共6年，由于涉及一大批企业改制上市发行股票，参与发行B股出国路演，赴新加坡学习等，有机会同国际投资银行和国内大型证券机构打交道，获益良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把地方的证券管理部门划归中国证监会。在此背景下，上海要继续做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和证券相关工作，就要新设机构，于是决定把前两年设在市证管办内的上海上市公司资产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重组办”）作为一个单独机构创设起来。1999年3月，我调到重组办任主任，负责组建发展这个新机构。
2002年9月，上海市委市政府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战略出发，创建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简称“市金融办”，2018年改为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并明确重组办整建制转入市金融办。我调任市金融办副主任，分管工作涉及上市公司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地方新型金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多个方面。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参与负责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上海股改工作也随之拉开序幕。截至2007年，上海148家上市公司中138家应股改公司全部进入股改，其中72家上海地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部完成股改。上海股改工作在全国率先完成，也为上海下一步上市公司创新发展创造了条件。在金融办工作10年后，2012年我调到爱建公司工作至今。
回顾我的工作经历，我有三点深刻感受：一是感慨领导的战略眼光。以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为标志，上海重新从1980年代的后卫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锋，中央和上海领导人对上海发展的战略思考都非常具有前瞻性。二是上海确实抓住了历史机遇，实现了大踏步、跨越式发展。三是上海发展速度和成效是惊人的，堪称奇迹，但道路是曲折的，需要统筹和应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考验的是政治智慧、战略胆识和使命担当。
中国资本市场破冰起航：上交所成立前就有不少创新突破
《21世纪》：有人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三十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三十年”，对于这个说法您怎么看？
范永进：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三十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三十年，是可以这么讲的。客观上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在1990年前，上海股市已经破冰起航，已经有股份制试点，已经有企业发行股票了，也有了股票交易的场所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件是：
第一件事是1979年爱建公司创建时大胆创设认款制，还设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等具有现代企业制度雏形的法人治理结构。爱建公司是在1979年9月22日，以刘靖基、唐君远为代表的上海原工商业者和部分海外人士共同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全国首家民营企业。爱建公司创建时，由于“左”倾思想作祟，不可能有民营企业和股份制的提法和做法。为此，爱建老一辈凭借过去在上海工商界打拼积累的公司治理经验，大胆创新，不用股份制而用认款制，具体做法就是大家集资认款，与现行股份制性质是一致的。
第二件事是1984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小飞乐”）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实际上，爱建创设的认款制也推动了股份制的诞生。“小飞乐”董事长秦其斌曾多次回忆称，是效仿了爱建实行股份制。静安证券营业部总经理黄贵显也强调，爱建公司是改革开放后上海股份制的先驱者。
第三件事是1986年9月26日工商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设立了全国第一家股票交易柜台。当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京将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当时这张飞乐音响股票的持股人是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凡尔霖提出要将股票过户到自己名下。11月23日下午，他来到工行信托公司静安分部办理股票过户手续。此次活动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被大家称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董事长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营业部在这里汇合了”。外界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是坚定的”。
此外，1987年4月1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总行在沪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也是五大国有银行中唯一一家总行设在上海的银行。交行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先行者，它为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对金融改革起了示范作用。此外，1988年在上海成立了万国、申银和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这三家公司在中国证券史上是有地位和影响的。
所以，在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之前，上海在资本市场方面已经有了许多创新突破的举措，当然，那些年北京、深圳等也做了大量酝酿研究探索工作，这为资本市场的设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中国资本市场开始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资本市场的早年探索与特征
《21世纪》：资本市场成立之初，具有什么特征？
范永进：对资本市场的诞生发展，当初姓“资”姓“社”的争议很大，好在从中央到上海地方领导都非常关心。中国资本市场一开始就朝着四个“化”的方向在发展，这四个“化”分别是指规模化、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
首先就是规模化。1984年小飞乐股票诞生，1986年出现了上海静安证券营业部，开张的时候也只有两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1990年6月，朱镕基在香港宣布年内就要把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出来，此前1989年12月2日他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不少同志感觉到不太可能，当时也就是七八家上市公司。但从后面发展来看，领导的决策是有战略远见的，率先上市交易的公司起到了示范、促进等重要作用。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19日开张时只有8个股票，就是大家熟知的“老八股”；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张是5个股票。1992年成为股市奠基和跃进的一年，上海推出了股票认购证，全年多达53家公司发行股票；上交所取消涨跌停板并进行创新，1992年后就无纸质股票了；上交所还大规模吸收全国各地的证券经营机构作为会员，大幅增设场内交易席位，从最初25个扩大到1992年底的500多个席位；当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开始试点时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是属于地方性的，所选的上市公司也是本地的，但股民恰恰是全国范围的。所以，规模化或者说全国化是我们一直追求的，我们也没想到如今上市公司遍地开花，日交易量时常会超万亿。
第二个是法制化，资本市场是最市场化的，它涉及到股民的利益，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1990年时，楼继伟是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当时市人民银行、市外资委等一起搞了许多规定。1990年11月27日，在上交所开业的前几天，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并于12月1日正式实施。国家层面1994年公司法才出台实施，1997年证券法才推出，这些都是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我比较幸运的是，在当年深度参与了许多重要工作。如申银证券在跟外方谈判电真空B股承销时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因为B股是专门卖给境外投资者、以美元计价的，我们想写上“适用中国法律”，外方提出“你们中国相关法律有没有”？我们没有，最后是只能选择适用英国法律；还有管辖地，最后考虑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有利于发行，写了如有争议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仲裁院去仲裁。
第三个是市场化。老话讲，证券交易所就是资本主义皇冠上的明珠，当时搞的时候实际上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搞股份制，搞证券市场，实际上微观企业层面、宏观制度层面都要做很大的调整，我们讲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实际上是双方或者是多方投资，特别是股份制，是一个混合所有制。搞了股份制，钱进来了，机制也要变化，所以市场化，在这个方面，资金投入和企业机制如同“面粉”和“水”，面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粉，最后都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就是这么一步一步闯过来的。
第四个就是国际化。我们在外资委工作时就研究B股了，前面已有外资企业提出这个问题，1990年6月电真空董事长薛文海一听说朱镕基市长在香港演讲时，欢迎境外投资者参与投资上海证券市场，就跑来找市外资委常务副主任叶龙蜚，主动请缨B股试点，叶主任让我专门负责与电真空对接联系工作。1989年，我就已写了《上海外商投资企业试行股份制若干问题的思考》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就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建议企业发行B股后，当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资占到25%以上，就可以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待遇，比如说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等。此外，也是市外资委这个重要机构参与提出来，上海要重建国际金融中心，重新恢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等。
回顾资本市场走过的艰辛历程，我感到真的很不容易。实际上早年的探索，我们是四个“化”并举搞的，方向完全是对的，现在应该说是成功了。
资本市场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中的作用
《21世纪》：回顾过去，总体来看，您觉得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上海振兴、开发浦东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范永进：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也是中国资本市场正式启动30周年，从30年的历史来看，这两件事情既互相有关联，同时又都和上海振兴密切相关。我感到振兴上海最重要的有三大举措。
第一大举措是成立市外资委。此前，一个外资项目的审批往往要经5个委办、20个局、盖40多个图章，最多时则要盖126个图章。市外资委实行“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审批管理服务，实实在在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引来了上海更快更多利用外资的大好局面。这是对传统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创新突破，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扩大了上海的美誉度和影响力。
第二大举措是开发开放浦东。开发开放浦东是中央对上海的战略性举措。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看到中央开发开放浦东的几个考虑，一是谈到当时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开发开放浦东就是要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二是谈到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三是谈到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第三大举措是建立资本市场。我们前期探索了近十年，从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后期资本市场已经逐步全国化；到了2000年以后就搞国际金融中心。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两个层面，一个是领导的战略眼界、家国情怀与英明决断；另一个则是有一批先驱者、一批“拼命三郎”，比如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秦其斌、薛文海、黄贵显、管金生、阚治东、尉文渊等，他们都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不断尝试。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仅带来了投资者的巨额资金，而且还形成了新的市场机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现代企业制度，还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一整套做法。
曾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同志曾谈到，上海在缺乏发展资金、建设经验的窘境下要振兴，就要用好“三大块钱”，一块是外国人的钱，实际上市外资委的成立和高效运作，为上海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起到了扭转乾坤的巨大作用；一块是“老祖宗”的钱，所以在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中，土地批租发挥作用特别大，浦东的面积（在原南汇并进来以后）比整个香港还要大，相当于两个新加坡；还有一块是全国股民的钱，就是指把资本市场搞活起来的钱。事实证明，上海振兴主要就是用好了这三大块资金。
重组和退市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有效途径
《21世纪》：在上海股市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哪些事是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范永进：上海股市发展起来后，很快就迎来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包括“老八股”后来变化也很大。有些公司通过自身经营和资本运作获得极大发展，成为了系统、行业、地区发展的排头兵，证券市场的绩优股和龙头股；也有一些上市公司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丧失再融资功能乃至连年亏损，被市场称为“死亡板块”。在这些背景下，催生了风起云涌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
上海成立重组办的初衷，就是解决上市公司质量的问题，把不行的上市公司激活。1999年市政府文件提出要“把优质企业、优质资产、优秀人才向上市公司集中”。1997年至2000年，上海探索了上市公司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收购兼并、并壳让壳、股份回购等多种方式，使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得到发挥，优胜劣汰的机制得到较好体现，还总结出一套工作方法、一系列模式和范例，得到中国证监会肯定和支持，并向全国推广。
还有一件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就是2001年4月首家上市公司PT水仙的退市，这件事也是我参与负责的。水仙的退市让上市公司有了压力，让股民也认识到买股票的风险，不过说实话这还不算真正的退市，因为并没有破产清算而只是转到深圳三板交易。现在，退市有了新规定，退市力度会更大，但这对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是很有利的。
展望未来：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协调发挥作用
《21世纪》：近年金融领域的开放力度非常大，结合您早期的工作经历，怎么看外资引入对金融开放的影响？
范永进：因为整个背景的不同，早年的情况和现在大不一样了。早年很多是起步探索，做了一些努力，但可能作用有限。可现在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建国际金融中心，总的来说我认为突破外资占比的上限等举措是对的，出台的意见都是有利发展的。核心就是怎么具体落地实施的问题，怎么样找一些大家看得见的、标杆式的、可复制的东西，进行推广，需要我们精准施策，这些工作深入做好的意义非常重大。
另外还要积极探索，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推行资本市场国际化。一方面资本市场本身需要联动，像建国际金融中心、实行“双循环”、供给侧改革等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另一方面，面对当下外界形势压力，我们自身也要勇于开放，吸引外国企业来中国上市。
大国崛起和金融中心、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特别是500强公司很多都是上市公司，如果吸引外国的优质企业到中国来上市，那影响便大有不同，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要不断地加强市场体系的建设，有一个话语权和控制力的转移问题，我们自身要逐渐拥有主导权。
《21世纪》：注册制改革已经提出并开始实施，您认为注册制改革最大的价值在何处？
范永进：价值应该说还是很大的。此前我们长期重审批轻管理，前面审批把关很多但后面管理监管不足。我与新加坡以及全球的许多证券交易所交流过，他们通行做法就是一种注册制。未来，改革要国际接轨与提升效率并重。另外就是创新企业，可能现在暂时没有价值，但以后肯定会有价值，我们也要积极予以支持，不能像之前把门槛抬得很高，导致部分好的企业只能到国外上市，流失了很多好的资源。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因为早年我们市场比较小，水平有限，容纳不了这些企业，现在发展这么快，应该是越来越有条件了。
《21世纪》：您觉得当下的资本市场应该更多地往哪方面发力？
范永进：现在的形势是逼着我们要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一定要符合规律与常识，国外行之有效的，拿过来也要消化好。
我认为要兼顾好以下方面。有些好的企业，阶段性的支持是要有的。一些高科技、创新的企业要支持，也要支持基础性的企业。因为资本市场是多层次的，不能偏重一头，有时候很多资源往一头集中的话是会出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要有顶层设计和长远考虑，要让投资者有财富效应，从长远来看可以有起伏，但一定要有一个上升的趋势。其次，我认为未来应该考虑着眼于国内和国际协调发挥作用。目前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应该把海外的因素加以着重考虑，同时也防范开放所带来的风险。还有，就是要处理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虚拟经济要在服务实体经济当中获得长足发展。
《21世纪》：关于保护个人投资者您有什么建议？
范永进：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散户”是做过历史贡献的存在，短期不可能消亡，专业机构也是后面才发展出来的。对于散户是要进行宣传保护，现在设定门槛也是对的，把规则给大家讲清楚。但是也要严防内幕信息，关联交易欺诈等，因此保护规定和监管要齐头并进。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要把培养一批真正健康的投资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现在这个基础在变好，但还是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我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还是有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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