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与医疗服务不断融合，有效提升了医疗质量、效率与可及性。尤其新冠疫情以来，“互联网+医疗健康”充分展现了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的优势。随着5G的运用日益广泛，互联网、人工智能、医疗的融合发展成为健康领域的新焦点。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5G满足了“高通量、低时延、大连接”的要求，使远程医疗能更好地发挥多方实时协同诊疗的作用。
董家鸿认为，智慧医疗把多级联动的健康医疗服务和应用进行系统化整合，未来应构建区域智慧健康医疗共同体，发展区域整合式分级诊疗体系，构建新型的区域化智慧健康医疗信息平台。
作为当代中国肝胆外科领军者，董家鸿在15年前提出“精准肝胆外科”的范式。他对记者表示，“实现病患的最大化病灶清除、最大化脏器保护与最小化组织损伤的精确平衡，是精准外科的核心内涵。”
董家鸿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精准外科治疗的效果也日益提高。“智慧医疗能够在病情评估、临床决策、手术规划、数据管理等方面提升干预的精准度，从而起到提高治疗的效果。”
他还建议，年轻人应该避免经常熬夜，这对肝、心血管、内分泌系统、全身的代谢等都会有损伤。
智慧医疗或将解决医疗资源短缺困境
《21世纪》：因为疫情，数字化医疗受到很大的关注。你怎么看待医疗领域的数字化发展?
董家鸿：疫情确实给数字医疗、互联网医疗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机遇。疫情防控要求社会隔离，医生和病人之间、医生和医生之间、药品和器械提供方都被社会隔离，造成了空间的阻隔和联系的中断。因此，在疫情防控当中，互联网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互联网克服了疫情所要求的时空障碍和限制，让医疗服务在疫情之下能够得到连续和高效的实施。比如，我们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在疫情的情况下发展互联网医疗，使其他城市无法来北京的患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医疗解决复诊、随访、慢病管理等问题。本市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患者也能通过互联网医疗获得就诊的机会。
《21世纪》：我们处于5G时代，那么5G+人工智能+医疗，应该如何融合发展?
董家鸿：5G为医疗数据传输提供了高通量、低时延、大连接的保障。由于医疗数据是非常复杂的大数据，4G网络很难支撑快速的、低时延的、高清晰的图片和视频传输。5G克服了速度和清晰度的问题，使远程医疗能更好地发挥协同治疗的作用。我们开展了全球首次5G网络支撑下的远程协同手术。我在北京信息中心，同时对昌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手术室和深圳市人民医院的手术室进行远程手术指导。三方可以远程交互共享高清的画面，而且影像的传输几乎没有时延，已经达到了我们视觉的无感时延。医生们就像共处一个空间，进行协作式的手术指导、交互。5G能够实现远程的手术交流和协同作业，能把优质的专家资源传递到任何有5G覆盖的边远地区。
《21世纪》：其实我觉得技术发展对医生来说也是有很多挑战，数字化医疗的发展对医生来说存在哪些挑战跟机会?
董家鸿：医生有两大追求。第一，确保病人的医疗服务品质和安全。当进行远程指导时，需要准确地获取病人的信息资料，包括化验资料、图像资料和其他检查的资料等。因此，影像的清晰度很关键，而且医生还要具备在网络上准确判断病人病灶的能力。第二，要保证操作的精准可控。虽然远程手术已经有所尝试，但是目前远程手术尚未普遍展开，主要受制于安全性和精确可控性。未来随着智慧医疗技术的进步，远程手术安全性将能得到进一步提升，远程手术也会更加普遍地开展。
《21世纪》：你怎么展望智慧医疗的前景?
董家鸿：未来通过创新医疗服务的模式、优化医疗服务的流程，智慧医疗具有四个重要的效应：增强医疗服务的能力，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优化患者的就医体验，延展医疗服务的时域、空域与领域。
我们国家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但是我们的医生只有360万。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尤其在边远地区、农村地区，存在缺少医生的严重问题。智慧医疗和数字医疗的建设将是解决医生短缺，尤其是解决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一个重要途径。
目前我们国家医疗体系正在重塑，并在“健康中国”战略推动下，医疗卫生服务从过去的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现在的以健康为中心，逐渐形成成熟的医疗服务体系，提供覆盖全人群、全生涯、全维度的健康照护，构建从预防治疗、康复、慢病管理、高龄照顾等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这个服务是巨大的工程，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智慧医疗在医疗体系重塑的过程中主要发挥两方面的作用。首先，智慧医疗把多级联动的健康医疗服务和应用进行系统化整合。过去，不同的医疗层级的医疗机构之间有不同的功能定位，造成碎片化、各自为政的医疗服务状态。现在，通过信息系统、数字医疗和智慧医疗将各级诊疗机构有机整合，形成一个系统化医疗服务体系。其次，在系统性的医疗服务体系之上嫁接智慧医疗的手段，赋能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实现“4E效应”。这对我们国家现代健康医疗服务体系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精准外科”有助于提高肝癌治疗效果
《21世纪》：你也是肝胆外科的专家。肝癌的死亡率一直在我国居高不下，为什么我国肝癌死亡率这么高?
董家鸿：主要是因为肝癌患者确诊晚。此外，对于晚期肝癌的有效治疗手段还不够。
如果要提高我们国家的整体疗效，首先是要加强预防。现在我们国家80%以上的肝癌病人都是因为乙肝、丙肝所引起的。因此，预防和阻断乙肝和丙肝的传播、降低肝病的发病率是最重要的一个策略。
其次，需要管理其高危人群，如酒精肝、脂肪肝病人，以及慢性肝损害的病人。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慢病管理，定期地进行筛查、早期发现肝癌，开展早期治疗，从而提高我们整体的治疗效率。目前中国的肝癌患者5年存活率略高于9%，而日本已经超过50%。巨大的差距背后是因为日本实现了全民的高危人群筛查机制。因此，通过高危人群的筛查实现早诊和早治非常重要。
第三，对肝癌病人进行精准医疗，从而提高病人的治愈率。如今治疗肝癌的手段很多，如肝切除、肝移植、介入治疗、放射治疗、生物治疗免疫、靶向治疗。我们需要研判，如何针对每一个病人的病情特殊性，做出准确的决策并精确运用最适宜的治疗方法，让病人得到最优化的治疗获益。
如果每个肝癌病人都能得到精准医疗，那么既能提高治疗效果，又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的价值医疗。而这也是我们健康医疗建设面临的一个需要研究探索的问题。
《21世纪》：你刚刚也提到精准治疗。15年前你提出了“精准肝胆外科”，可以详细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吗?
董家鸿：“精准肝胆外科”是针对每一个病人的具体病情，通过准确的决策和精确运用最适宜的治疗方法，从而实现在病灶清除、肝脏保护和损伤控制这三个外科要素之间的平衡，最终实现外科干预的安全、高效和微创，从而使病人最大化的健康获益。简单来讲，精准外科相当于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以最小的损伤、最小的周围组织损失，获得最大化的病灶清除。这就是精准外科的内涵。
《21世纪》：精准外科和靶向治疗有什么区别?
董家鸿：两者的理念都是精准。精准应该是针对目标病灶的有效干预。外科是通过手术来实现病灶的精准打击和清除。而靶向药物是通过药物的手段，对肿瘤细胞的有效精准打击。
《21世纪》：智慧医疗对精准外科的概念是不是会起助推的作用?
董家鸿：智慧医疗能够在病情评估、临床决策、手术规划、康复管理等方面提升干预的精准度，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智慧医疗在感知、认知、决策、干预四个环节上超越人的生理和智力极限来提高治疗的精准度。
《21世纪》：根据你的经验，15年来“精准外科”对肝癌的治疗有哪些积极影响?
董家鸿：近15年来，随着医学的进步、外科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在精准理念和技术体系引领下，全球外科技术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我们通过基因组学的发展，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肝癌等相关肿瘤的生物学行为，为医疗决策、方案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次，多种智能影像的手段使我们能够更加精确地判断病灶和侵袭的范围。通过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的方法，能够在手术中精确引导外科作业，从而精准地切除病变部分，实现最大化的组织保护。第三是通过大数据驱动的诊断决策，能够提高决策的精准性，避免依靠经验的决策。经验决策已经逐步被由数据驱动的决策替代，大大提高了决策的准确性。这一系列积极影响促使外科在精准的理念上得到快速的发展。
(编辑：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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