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郑磊
主流经济学理论始终在解释走在时代前列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在十八、十九世纪是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占据着经济学理论高地，在美国崛起之后，美国经济学家一直在主导经济学的大方向。这些理论模型的最大缺陷是无法解释和解决制度转型期国家的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学模型大多是归纳性的，与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相关，很难构建一个适用于许多不同国家的同样的理论模型。这就是中国经济学提出的背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解释也应形成适用于中国特定条件的经济学理论。《论中国经济：挑战、底气和后劲》是林毅夫先生近期出版的新书，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创立者，这本书可以作为了解这一理论的主要文本。其中收录的经林先生修订的文章能够代表该理论的原创思想。我们从中摘取一些重要观点，做进一步的理论思考。
林先生认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社会网络、基础设施、社会经济政治组织、文化风俗，以及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也是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要素，同时指出“一个经济体中属于最根本的、可以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自变量”，这些要素禀赋具体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这个观点符合主流经济学，但是对社会环境变量的重视不够。要素禀赋确实比较容易测算，所以该理论认为它就是经济体在某一时点的总预算，并决定了当时的要素相对价格。基于这个定义，比较优势就等同于“基于要素价格，如何使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机会成本最低”的数学问题。政府作用是这个理论最大的创新，林先生指出“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作用，在市场经济中为企业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这样经济体依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能快速发展起来。而事实上，大量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却没有自生能力，特别是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还需要其他重要条件，尤其是技术能力的提升。
对于如何获取技术，该理论认为“可以假定存在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因此，“产业和技术的升级可以通过引进来实现，使创新成本和风险相对更低。” 这里有个重要假设：发展中国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引进技术，实现借力发展。换言之，技术是外生的，可以低成本获取。企业能够自由选择的技术显然也应该是已有的或者成熟技术。而中国在经过追赶式增长之后，在一些已经走在前沿的领域，已没有可以借鉴的样本，需要自行研发。
新结构经济学支持产业和技术升级是“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来驱动的”，要“研究如何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也就是提高人均资本的拥有量。” 但是，当投资边际收益变得越来越微小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来越小。对于国家来说，现有产业的技术必须越来越好；必须有新的附加价值更加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换言之，这种比较优势的变化应该能够提供企业采用新技术和进入新产业的机会。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学概念，而不是指企业经营上的相对优势。对于企业而言，选择行业赛道和技术首先要看自身是否有条件，并考量风险和代价。这是一个跨期规划问题，中短期势必会降低收益，通常也会发生不期望的沉没成本。企业的积累和现状是选择的基础，实力强的企业选择技术升级的成功概率更高，这可以理解为企业的“比较优势”。从企业角度看，这种优势包括了企业资本积累、技术水平等，从外部环境看，营商成本是否足够低，有无额外的外部资源支持。
政府确实能够在很多方面帮助企业克服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营商成本，创新所需的较大的前期投入以及高风险可能带来的沉没成本。“有为政府”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如果新结构经济学能够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帮助，那么产业做强，经济结构更加合理，优势必将更明显。这应该不仅仅是宏观经济或产业经济层面的描述，也应包含企业行为的分析，要在概念上做出清晰区分，找出从微观到中观和宏观的路径，才是一个真正“结构化”的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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