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郑磊
创新不是建立在众人的共识之上，创新是不走寻常路。然而，现实情况是很多新想法还没来及“落地”，就已经被抹杀或忽略掉了。我们可以从个人创新、市场创新和社会创新三个层面研究创新如何生长。它们依次对应大众自发创新、企业与行业创新，以及国家创新。
《创新的起源：一部科学技术进步史》重点探讨了市场创新案例和机制，其主要观点是创新是渐进式的，是对已有知识和技术的重组，受益于分散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试错。关于国家创新，作者举出许多例子，反对英国经济学家马祖卡托主张的创新主要来自政府具有使命导向性研发的特殊支持的观点。比如，1940年之前，美国政府并未向研发活动提供大量公共补贴，英国政府出资研发的飞艇远不如民营机构研发的同类产品。而经合组织回顾了1971-1998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发现是私人资助的研发数量而不是公共资助的研发数量对经济产生了正面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政府对研究的资助使得研究人员将精力优先放在政府项目上，这与优先考虑产业或消费者的需求不一致。支持作者观点的证据很多，比如历史上，埃及、罗马、奥斯曼、哈布斯堡、大英帝国、俄国都是中央集权帝国不擅长创新的样本。以印刷术为例，它被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禁止了三百年。1400年以后才在欧洲迅速被采用，彻底改变了西欧的政治经济发展。
我赞同技术创新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但我认为，真正影响创新发挥作用的因素来自社会，包括创新的社会结构、产业和市场结构以及对个人创新的激励。创新推动了社会结构进行调整，尤其在破旧立新动力最强的新康波周期起始阶段，社会环境对创新接纳程度很高。但是，社会本质上具有人类本性中的惰性，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阶层形成之后，固化使得社会越来越反对变革、抑制创新。政府对于社会结构的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政府直接参与创新可能并无必要，但是政府的介入有助于打散僵化的社会结构，为市场创新和大众创新创造更好的环境。
创新的主体显然是企业和个人，而个人创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开源软件。遗憾的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营管理的成熟，反而变得创新效率低下，而且不愿意承担创新的风险。一些大公司多年前就认识到很难依靠内部研发为自己带来竞争所需的创新，比如：宝洁公司的内部创新占比停留在35%左右，需要从外部获得创新。
对于企业的创新管理问题，《相变》的作者萨菲·巴赫尔提出了一套有说服力的方法论。作为物理学博士，他别出心裁地从“相变”角度，对群体创新行为进行了解释。
在企业里，大多数新想法都会被众人视为“奇思狂想”而被雪藏，只有少数人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后来被重新发掘，其中有些甚至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就。令人不解的是，奇思狂想的创新点子也可能在那些被人们认为极具创新精神的机构里被扼杀。人们可能不知道苹果手机和APP商店的想法，最初是2004年几位诺基亚工程师最先提出的。他们当时想发明一种可以上网，并配有彩色触摸大屏和高分辨率的新型手机，为配合这款手机，还提出了建立“在线应用商店”。但是诺基亚当时的决策者否决了这个提议，3年后，这个想法被乔布斯实现了。
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机构组织是在不断变化中的。在不同的时点，每个机构都处于一种特定状态，这和物理学的“相”概念类似。相变过程中，组织的结构会出现变化，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改变一个僵化的团队。
一个组织能否在容纳创新的同时，也擅长成熟产品的批量生产呢？在物理学上有个词叫作“相态分离”，意思类似是在零摄氏度时，水和冰同时存在着。一个企业也可能通过适当调整，保持在同时兼容创新和正常运营的状态。有一个成功的案例，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前身是贝尔电话，后来通过改组创立了“贝尔实验室”。该实验室成功地推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还贡献了8个诺贝尔奖得主。但贝尔实验室并不是纯粹学术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成功的工业实验室，通过创建符合物理学相变“动态平衡”的机制，贝尔实验室的创新成果不断变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新产品，并使其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而“相态分离”加上“动态平衡”，正是商业组织实现创新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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