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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社交情绪背后的时代情绪

一部现象级热播剧,让市场再次检阅了时尚文化效应同频共振的能力。 自开播以来,《繁花》热度持续走高,连


一部现象级热播剧,让市场再次检阅了时尚文化效应同频共振的能力。

自开播以来,《繁花》热度持续走高,连续多日收视破 2,最高达到 2.41,平均收视率为 1.85,网络播放量突破 27 亿次。1 月 9 日,《繁花》大结局的播出再度将热度推向沸点,时尚奢侈品牌也凭借剧集热度使得营销效果达到顶峰,看似在开年之际完成了一次成功经典的影视剧营销案例,也成为了传媒口吻下的爆点。

然而,在观众与剧集的共鸣、叙事与商业的互嵌、品牌植入与时代背景的融合等功利性商业视角分析以外,“繁花效应”中的时装艺术价值与时代情绪共振,对于时尚产业而言或许才是最大的文化获益点。

“1993 年,零售业、时尚业一片欣欣向荣,全国时尚看上海,上海要看南京路。”这句台词瞬间将观众拉回三十年前的时代语境中,除了雅诗兰黛、梦特娇等拥有历史印记的品牌植入,媒介记忆对大众意识形态的渗透,不仅调动观众品尝原汁原味的“上海味道”,更在视觉化的塑形中,还原了那段历史下中西方文化交融后的美学景观,为中式老钱风等美学叙事的认同和输出,立下一块独特的“国字号”招牌。

毫无疑问,上海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最早的立足点,一直被视为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尽管时过境迁,从美学和商业层面的可挖掘价值看,上海尤其是今天拥有最多“首店”的“商业第一街”南京西路,依旧是中西方时尚产业进行文化交流的关键窗口。

事实上,以影视剧为例,过于商业化的都市剧题材,聚焦时尚产业,很难借此树立差异化美学价值,换句话说,都市剧中的全球化生活方式、美学符号,在面向世界时,往往趋于同质化,且稍纵即逝。但具有全球记忆点、并与当下中国文化现实和审美现实依旧具有影响力的近现代题材,却往往能在当代引发怀旧情绪、并被反复打磨出中式美学生命力共识。

经典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时尚,时尚是文化穿越历史的一次次回眸。

在知识考古与历史想象的平衡中,人们常常诟病影视剧的审美简单平庸,或角色刻画不够精准,或文化背景有所偏差,艺术品质的失格往往造成观众无法产生代入感和认同感。而《繁花》无疑成为国产影视剧时装造型塑造和时尚风格构建的里程碑,其成功不仅在于造型的时装化,更在于运用时装的视觉化推动叙事进程和时代发展,以社会群像来穿搭宏观中式美学。

“西装第一要看料子,一定要英纺,纯羊毛的。夏天嘛,派立斯、凡立丁,冬天嘛,法兰绒、轧别丁、舍维呢,都要英国花呢的。”直至今日,着装的精致与考究似乎依旧构成了对上海这座城市人文群像的共同标签,而溯源剧中之音,爷叔对阿宝的教导背后,也蕴藏着一以贯之的时代审美和时尚标签。正如爷叔在为阿宝定制西装时,对衣服面料如数家珍,款式要三件套,双排扣,垫肩要羊毛,讲究 “穿西装要人穿衣,不要衣穿人” 的派头。作为 Giorgio Armani 的代言人,胡歌在剧中的西装套装正是来自于这一品牌,其中还有品牌量身定制打造的服饰。而衣着背后也体现着做人的原则, “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和苗头。”

那一时期,女性的穿搭类型则更为丰富,且极具色彩、不惧性感。90 年代,中国皮草贸易开始盛行,皮草热席卷上海这一时尚之都,也正符合剧中辛芷蕾所扮演的李李的频频亮相,尽显富贵与优雅。马伊琍饰演的玲子热情大方、不拘小节,色彩鲜明的混搭风则体现出她的个性与做事风格;唐嫣饰演的汪小姐常常以英伦风衣搭配玛丽珍皮鞋出镜,复刻中国早期职场女性的知性干练形象。

社会群像背后是商业群像。某种程度上这一历史时期奠定着中国时尚商业的关键节点,也是中西方时尚商业往来和市场结构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

正如主角着装搭配背后,中国时尚消费市场和文化景观的开放窗口。1993 年,雅诗兰黛在上海开设内地第一个专柜,同一时期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品牌还有 Adidas。此外,借势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第一批人,有着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而进口渠道的开放也让奢侈品进入中国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大量西洋制表商建立上海办事处,通过代理经销商销售,“彼时欧米茄、浪琴、天梭、美度、积家、劳力士、英纳格、罗马等瑞士表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上海钟表媒体人白映泽记载道。

法国品牌梦特娇的出场,也唤醒了一代人的回忆。“改革开放初期,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在社会进步中不断提升。法国产的梦特娇亮丝 T 恤衫令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开始了对时尚品牌的追求。九百块一件的天价,并没有吓退购买者的热情,仍旧让国人趋之若鹜。胸前一朵花,成为时代弄潮儿的标配。”
在时尚商业进口外,90 年代中期,内地服装制造业快速发展,产量和出口量甚至达到世界第一。在这一背景下,三羊牌的国货崛起之路意味着国内时尚意识的转型和经济风潮对全民意识形态的改变。

金宇澄曾在 2015 年一篇文章中自白:“《繁花》使用改良沪语的用意是,作为文学,需要打通地域的屏障,让非上海读者也能感受语态与环境。”

而王家卫对这一小说的改编和影视化呈现,似乎也旨在通过艺术创作打破不同地域之间的审美隔阂,兼并戏剧美学与纪实美学,将那一时代美学的始源、根柢、存在、本质、价值、意义等直接安放于人类感性、具体、丰盈、生动的日常生活,呈现出生活美学的倾向。
此前,审美批评常常出现于影视剧中。影视剧的商业性和观众期待的艺术性之间所产生的分歧,造成了审美的降级和退化,也唤醒了大众对于时尚真正的思考。

继 2013 年《一代宗师》后,王家卫时隔 10 年推出的首部电视剧,则将电影的美学标准带入了电视剧体系。服化道的精雕细琢保证了这部剧作的艺术性,在提升了内容质量的同时,更增强了电视剧的消费性。
以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作为时代与时代交流的社交名片,更作为中西方审美交流的社交名片,《繁花》一开播,王家卫的海外影迷也在寻找着追剧渠道和英文字幕,这是任何一部国产剧都从未有过的影响力,也让海外受众透过这一媒介载体对“中式老钱”这一时尚风格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中国风在世界的流传,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的 Chinoiserie 风潮,本质上是西方受众对东方主义的猎奇心理,而《繁花》则通过客观又富有美感的视觉呈现,在时代的凝视下还原上海的精致与时髦,扭转其对于中国时尚的刻板印象和认知偏见,将这一猎奇转化为认同中式美学的捷径。

在当下的经济环境和市场格局下,《繁花》不仅寓意着国内时尚生态的百花齐放,也成为国际化品牌向中式美学递出橄榄枝的触点,蜂拥而至的品牌植入则恰好印证了这一观点。
艺术创作是时代切面,当更多《繁花》欣欣向荣,全球时尚语境的流通机制也在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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