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创二代’在走‘去武汉化’的道路。‘去武汉化’也没错,是比较实际可行的一种策略,是个阶段性的事情。但不管怎么做,不管搬到哪里,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汉派基因”。
汉派服装商会蜗居在汉口发展大厦里面,门脸不易辨识,十几平米的办公空间内,四个行政人员静静地整理文件。这家商会拥有二百多家企业会员。新年伊始,商会秘书长李群宝有一个小小的举动,就是把商会名称前面的“汉派”二字去掉。
李群宝这么做的理由是:“汉派服装已成为低端的代名词,国内的消费者并不买账。”2009年底,汉派服装大约十个品牌就曾被本地的武汉广场“清退”,在大洋百货、王府井百货等大型商场内也身影寥寥。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汉派服装如今似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汉派服装一度与京、粤、沪三大流派齐名,因“线条大气、色彩艳丽”而风行全国。从汉正街摸爬滚打出来的武汉服装业“创一代”都以汉派为骄傲。1995年,太和、佐尔美、红人等汉派服装企业组团参加了CHIC(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在此之前,还没有地方品牌组团参展的先例。而到了2010年,武汉只有猫人一家出现在这个舞台上。
如今汉派“创一代”大多退居幕后,“创二代”开始集体接班—他们大多从海外留学归来,脑子里都是先进的企业经营理念;但收拾摆在面前的摊子,空有理论无济于事。在武汉服装商会的组织下,他们于2009年11月在江汉经济开发区内举行了一场关于“接班”的交流会。
在这次交流会上,“创二代”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向国内外大牌服装看齐,完成从“批发工厂”到精品店的转型。不少意气风发的年轻老板认为,要实现转型,就必须先撕下“汉派”这个灰暗过时的标签。
换个环境
李潇,博美佳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在中国服装业的真正中心是在南方,而武汉的服装业这两年一直在走下坡路。所以我们很快要迁到深圳去了,那里才是女装的中心,不管从资讯还是市场地位来说,都是如此。但我们的生产还是会保留在武汉,只是把营运和设计迁移过去。
可以这样说,深圳前10名的服装公司一年的产值超过武汉1600家企业一年的产值。从服装行业来说,武汉现在完全不值得一提。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市场上,汉派女装等同于批发货,是廉价的代名词。消费者不来买单,商场也看不上,举步维艰。
这的确不像以前了,90年代的时候,汉派服装曾经辉煌过,但是第一代的老板赚到钱后,都转行去其他产业了—武汉几个服装大厂,基本上都在做地产,比如说太行。服装业没落了,政府也没有给予相应的扶持政策。而且武汉的第一代服装人现在年纪也大了,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市场格局了。年龄结构决定了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决定了意识,当然我说的是在服装行业里。
现在,武汉的服装99%都集中在低端的批发市场。汉正街也在衰落,还有全国各地的服装档口。在小商品市场上,武汉也被义乌甩下了很多;在整个服装产业上,被深圳、北京、浙江甩下更远。我觉得,不管第一代还是第二代,都要学会坚持,把重心放在服装生意上,专注、专心、专一,才能做好品牌。
我1980年出生,后来在新西兰读的企业管理学硕士。跟和我一起留学回来的这代人一样,我们希望做实业,而不是去做投机行业,比如地产,这个行业短期牟利可以,长期做还是有风险的—目前国内的地产业就是投机。如果搞地产,得有很深厚的政府关系,而在中国,这种核心产业管制得很严。
目前我要做的,就是执行好迁往深圳的计划。地址已经选好了。公司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换环境、换身份。很多代理商和商场都不认识武汉的品牌,在深圳公司的招商难度就会比武汉低很多。
当然,要接班有一个过程。我这个人,说得好听叫做“强势”,说得不好听,叫做“拧”。我觉得对的事情肯定会坚持,哪怕跟父母翻脸。我是金牛座,有温和的一面,也有强势的一面。
当然,市场定位也很重要。只要是做服装这一行的,都会经常在市场上看。就拿你说的江南布衣来说,它是浙江的牌子,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定位精准,迎合都市年轻男人对时尚和休闲的双重需求,现在国内市场上没几个像这样的牌子。
博美佳现在的主打产品是高档女装,针对35—50岁的知性女性,这些女性对品牌的忠诚度很高,同时眼光很挑。现在国外大牌女装还没有大规模地进军中国市场。而做得好的,都是自营,因为靠代理商不靠谱。
现在我们谈不上优势,只能说是跟紧队伍,不掉队。未来可能的优势是多方面的,但不一定是价格,设计、营销、企划都很重要。我们联合了香港、意大利的时尚咨询机构,不断摸索,边做边学。
建立体系
陈飞,合荣服饰总经理
我是上海人,小时候在山西长大,因为父母是知青,当时在晋城兵工厂工作。我在上海读的初中、高中,考入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德语,毕业之后在德国萨尔州学习企业管理。五年制,我三年半就学完了,毕业成绩也非常不错。我和太太就是在德国认识的,就在快毕业的时候,她来到我的隔壁宿舍。一开始,我并不知道她家是在武汉做服装生意。
毕业之后我没有回国,想看看德国人是怎么做企业的,就进了巴斯夫—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他们有一个未来领导人培训机构,我是惟一的外国人。在德国巴斯夫做了两年全球市场经理后,我转到上海巴斯夫做产品经理,搞了一年半的德国工厂的搬迁项目。后来我和太太要结婚了,我才辞职,和她一起来到武汉。
服装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行业。刚入门的前两年,我一直在跟人学习,接触方方面面,现在算是有了一些了解。我刚回来比较德国化—你知道,德国企业要求比较高,制度分明;到武汉之后,我发现了另外的情况,这里人收入不是特别高,不能过多要求别人怎么做,制度化要和人性化管理结合起来。我在武汉生活已经有五六年,几乎天天都在公司,每月放假两三天陪双胞胎孩子玩,因为在武汉的朋友不多,基本上都是太太以前的同学。
合荣服饰是我的岳父赵合荣一手创办的,他1992年在汉正街开店、办厂,到现在那里还有我们的门面。“合荣”这个品牌,我们现在不做了,只是公司名。旗下有爱思德尼和史莱登两个品牌,都是女装。棉服和羽绒服是我们的主打产品,定位是35岁左右的中高收入的成熟、知性女性,商务加休闲的路线。特别是棉服,我们在国内比较领先,每件平均价位在800—900元,带毛领的达到1500元。
我们以前做低端产品,搞批发,现在的状态是在批发和代理之间,在国内有30个商场,二十多个省级代理。我们在批发市场是高端的,但零售市场就不同了。博美佳的产品比我们贵一倍,就是因为面向零售市场。其实大家做的东西品质差不多,只是渠道不同。我们正在朝他们的方向发展。
李潇是我的好朋友,他公司搬到深圳我知道。将来我们也会把公司搬到更时尚的地方去,但做事情要稳,我先观察李潇发展怎么样。我是上海人,如果要搬,也是会到上海去,可能要三四年后吧。现在还是参加展会,调整渠道发展自己。
其实跟浙江、广东一些服装公司比,我们的衣服做工比较好,包括对版型、车工等要求,这是在批发层面,而不是零售。他们大多是系列化、品牌化的包装,在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要高很多。但汉派服装优势不在价格,也不在地理—现在物流成本微乎其微。
我们一年出五十多种棉服,核心竞争力是在这个地方。羽绒服是我们第二个发展的产品,驼绒内胆来自内蒙古等地。在汉正街做这个品牌,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但汉正街是原始批发,利润只有5—6元,在这个情况下不能再做了。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销售和企业管理,生产我不管,跟我同一代的也都不会管,跟工人打交道需要耐心,只是在公司庆典上交流一些,工作层面上接触很少。设计总监是我太太,她经常去意大利、法国等地带回一些样板。我们参照国际大牌的流行趋势,建立自己的风格。我们做东西很认真,整年都在设计冬装,设计三百多款,然后百里挑一。我们推广了一些成功款式,就在陈列手册中。在武汉,棉服还没有人能跟我们竞争。
和上代人相比,我们学习多一点,要求高一点,心也大一点,不满足于做批发。现在公司里有四百多人,卖场还有两百多人,这个人数还会扩大—这两年我们综合发展,慢慢转型,开了很多商场,从货品组合到营销方式都不同。2011年,我们还要开专卖店,逐步向外拓展。
我希望先把现有品牌做起来,占领终端渠道。渠道为王,这一点上,李潇做得很好,他们做商场,一线城市的二线商场,比如北京的新世界百货,而我们还停留在二三线城市。我们明年参加北京博览会,改善渠道。汉派服装中批发走出来的企业参展的不多,但我们还是愿意投入的,这样会大大提高客户认知度。
虽然也与意大利等设计机构合作,但我们没有刻意强调我们不是武汉的牌子,尽管目前市场上有点排斥。最重要的是做出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抄袭别人的产品。现在可以说,我们引领武汉棉服时尚,东西一出来,就有十几家跟着模仿。
当然在发展思路上,可以借鉴的品牌很多,比如ZARA,做的是快速、时尚消费。这种东西是只能感受无法模仿的。服装商会经常带着我们去南京、上海等地学习、参观,有时还会组织一些活动,就在不久前,商会就把年轻一代接班人召集到我们的办公室讨论如何接班的事情。
我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就是考察终端客户,为将来建立专卖体系铺路。做服装,老板怎么想很重要。上一代人忙着赚钱,没有把产品体系化,这就要我们这代人来完成,什么样的客户给什么样的菜,提供套餐服务。
有句话叫做:“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价格,一流的企业做体系。”我们先把产品做好,控制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再升级品牌,储备资金,建立自己的体系。我觉得这个体系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一环套一环,跟设计、营销、销售等环节都挂钩,体系健全才能长远发展。
先做品牌
江峰,芭瑞维莎国际时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汉派服装有过很辉煌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以太和为首的汉派服装率先走品牌路线。1997年太和服装请瞿颖在中央电视台做代言,一下子就火了,家家户户都知道了这个牌子。但没过几年,无序竞争就把汉派服装的格局搅乱了。由于服装行业门槛比较低,一时间五花八门什么公司都有,低价竞争,互相模仿,汉派服装开始成为“仿版”的代名词,而我们想通过新的思路打破这种观念。
很多人拿“汉派服装”和“杭派服装”做比较。我觉得杭州服装行业内外部环境都比我们好。外部环境是政府的扶持—2000年,杭州市政府明确提出要打几张名片,其中一张就是杭派服装,他们为服装企业圈定了工业园;从内部来看,杭州服装公司本身有品牌意识,没有低层面的竞争,相对有序一些。而这两点正是汉派服装如今衰落的重要原因。
市场在变,汉派服装的风格也在变。90年代,汉派女装主要覆盖长江乃至黄河以北的市场,太和等品牌的服装给人的感觉很职业化;现在我们南北市场都有,在跨界潮流的影响下,职业的有点偏休闲,休闲的偏运动。可以说,武汉服装逐渐和潮流接轨,但目前基本都在全国二三类市场,就连本地大商场也很难见到。
现在汉派“创二代”接了班。服装商会把我和博美佳的李潇、合荣服饰的陈飞三个人作为代表。其实我们之间有区别:他们俩是海归派,我不是;他们接手的是岳父的公司,我现在独立经营;他们两个都是“武汉姑爷”,我是本地人。但有一点我们相同,小夫妻都参与公司运作,男主外,负责营销管理,女主内,做设计工作。三个人中,我年龄相对大一些,但芭瑞维莎在汉派服装里面偏年轻化,定位人群在28岁以下—汉派服装很少做少女装,群体定位一般不低于25岁。李潇走在最前面,他们公司一直以零售为主。我和陈飞还在批发、代理的层面。但陈飞的公司专业性更强,主力方向在冬季棉服,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了。我们不是针对哪一季的需求设计产品,相对均衡一点。
我真正接触服装行业是在1998年,那时还在跟太太谈恋爱,她当时一边读书一边在家族企业锻炼,我当时对她家生意接触很浅,只知道是做服装的企业。2001年我们结婚之后,父母希望我们闯一下,我们就在上海注册了芭瑞维莎—纯粹的上海公司,设计、生产、销售都在上海,除了我们是武汉人之外,跟武汉没有一点关系。当时我们只做零售,在上海的八百半、第一商场等都有点。
我太太是学设计出身,很想做出有设计风格的东西。上海市场认可我们的产品定位和风格,我们很骄傲。但问题在于风格和现实有距离,很难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我们在商业运作上没有任何经验,只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感觉去做,很难融入那个圈子。2003年下半年我们回到武汉,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儿子出生了。家庭的责任不可能允许我们再出去闯,就在武汉扎下根来。但想起那段经历,还觉得是宝贵的财富。
很多人说“创二代”在走“去武汉化”的道路。我觉得“去武汉化”也没错,是比较实际可行的一种策略,是个阶段性的事情。从目前汉派服装所处的环境来看,要发展就要先获得市场的认可,但现在就连武汉广场都没有汉派服装的一席之地,这并不是外界所说的“业绩”问题,而仅仅因为你是武汉的品牌——武商集团以及政府,都没有扶植本地企业的意识。当然,企业自身也不争气,大部分都处于低层面的竞争。现在李潇把运营总部搬到深圳,就有这样的原因,他们连公司名字和品牌名字都改掉了。但不管怎么做,不管搬到哪里,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汉派基因。
上次在“创二代”的交流会上,赵合荣先生有句话讲得很好:不要说人家不认可你,你要先让人家知道你,了解你。消费者认可之后,再知道你是武汉的就没什么关系了。深圳有个品牌叫淑女屋,老板就是武汉人,他的公司生产、加工等都在深圳,如今在武汉也有基地。再举个例子,美特斯邦威的协作工厂那么多,但你会觉得这个牌子很差吗?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服装市场,汉派服装机会很大。温州女装也就经过两三年就发展起来,武汉也可以做出那样的品牌。其实,任何一个做服装的企业都有一个ZARA情节,这个西班牙的品牌,武汉新开的广场就有。很多武汉服装人的理想就是做到这个品牌的地步。
现在,汉派服装处在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职业装逐渐与时尚接轨,实现市场细分。现在信息很发达,汉派服装已经有比较时尚的类型了,当然这种时尚是建立在定位人群的时尚,跟少女装是没有可比性的。不久的将来,整个集群发展起来,汉派会有个性化的发展。大部分新生代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目前,汉派服装在全国排名第六,并不靠后,只是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竞争秩序有待理顺。
我们这代人是幸运的,有上代人奠定的基础,但也面临着汉派服装没有品牌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有目标,知道要到哪里去,有个5—10年的规划。
我未来的目标就是做全国知名的品牌化的企业。要达到这个目标,目前在什么阶段要搞清楚。芭瑞维莎现在处于上游品牌和下游刚起步的公司之间的夹层,已经避开生存问题,但如果没有迅速发展,就会很快被后来者追上。上压下冲,也是大多数正在发展中的汉派服装公司的困境。雄心壮志的话,我不想多说,没有意义,还是踏踏实实做好事情,把工作分解到每年、每季、每天乃至每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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