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减轻“超载”的物流成本

　　进入7月份以来，接二连三的塌桥事故，无疑让刚刚降生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遭遇到尴尬和无奈。基于此，由交通部组织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治超战役，即将打响，这不仅能保护公路桥梁的安全，更能体现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一座桥梁被超重的大货车来回碾压，垮掉是早晚的事。在这样的前提下，全国开始新一轮治超行动，当然是必要的。但倘若仅将板子打向超载上，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说，国家治理超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了，但效果不明显，这其中固然与“以罚代管”的治理模式有关，更为重要的是，与超载背后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密切相联。

　　现在，物流成本“超载”，比起大货车超载货物严重的多。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从上海到贵州通过公路运输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在中国，全社会物流总成本占GDP比重的21.3%左右，而发达国家则是10%左右。即便是人力成本高昂的美国，这一数据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保持在11.4%—11.7%范围内。进入本世纪，尤其在本世纪头两年，更下降到10%左右，甚至在2002年降为8.7%。

　　举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知道物流成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比如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鉴于蔬菜价格过高，开始设置运输绿色通道，以山东寿光至北京的运输成本计算，全程免费之后一趟能省路费400多元，平均每斤蔬菜能省五分钱，而节省的成本，绝大部分是过路费。

　　随着《公路安全保护条例》，我国整个物流成本还会上升。按照新标准，国内绝大多数的货车大都不符合要求，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造更换货柜箱，改造带来的成本必定要转移到运价上，据权威人士估算，整个公路运输成本至少上涨20%到30%。

　　显然，塌桥事故频发，表象是司机超载，实质是物流成本畸高。正是物流成本的“超载”，不仅严重推高商品的价格，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也让我国治超行动陷入“越治越超”的怪圈。

　　好在国家层面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国务院在6月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从税收、土地政策、降低过路过桥收费和加大物流业投入等八方面着手，对我国的物流成本进行“治超”。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的推动物流业发展的8项配套措施，被业界称为物流业的“国八条”。当然，要想治理物流成本虚高，国家唯有出给力的重拳才能见成效。一方面，对不符合法理的物流制度，比如二级公路收费站，绝不能再设时间表，应立即取消，又如有关物流的减税政策尽快出台;与此同时，对落实政策不力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实行严厉的问责制度，唯此，不仅能给物流企业减轻负担，也能遏制经济“超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