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保部日前称，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有18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增长基准线多在15%以上。不过，记者调查部分工厂了解到，今年珠三角工人工资实际上涨逾30%，普工工资涨到近3000元，比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深圳市（每月1320元）高出一倍多，但部分工厂仍感叹招工难。
企业调查：为
深圳市乐运通进出口有限公司陆兴干表示，现在普工每月底薪1400~1500元，加上加班，每名工人月工资能拿到接近3000元。
广州市毅峰汽配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明国表示，从今年春节到现在，工人的工资已经上涨超过30%。东莞一位工厂老板说，今年初用高底薪招聘了数百人，但每月亏损严重，于是开大会号召员工在工资上作出一点让步，现实的员工们一夜间走掉80%。
企业抱怨普工最难找
现在的用工荒已成常态。据了解，整个珠三角地区目前用工缺口在200万以上，普工最难招。
陆兴干认为，普工难招，一是因为沿海地区每月两千多元的工资已失去吸引力。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地区正在重走沿海地区的低价、优惠的老路。现时普工年龄以90后居多，流动性也很频繁。
部分工厂倒闭招工难暂缓解
不同声音：
部分工厂倒闭招工难暂缓解
作为玩具出口的东莞嘉虹公司需要大量女工，该公司总经理钟建荣告诉本报记者，4、5月份还很难找到女工，但这两个月就容易招了，估计是周边一些服装厂由于各种原因关门了。
毅峰汽配总经理陈明国也告诉记者，春节过后即使涨工资也很难找到工人，因为即使自己的公司工资上涨了30%，但不少工人觉得其他工厂的工资可能更高，因此都在挑来挑去。“春节后两个多月，公司招工都要去人才市场，而且还很难要到人，现在只要在工厂门口贴一张纸就能找到工人了”，陈明国这样告诉记者，“而且每天在工厂门外都有不少人来求职，以前一天都没有几个人的。”
用工市场：1：1.27 创下近年来新高
珠三角地区普遍的招聘到岗率只有70%～80%。
而广州市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人力资源市场上，求人倍率1：1.27已创下了今年新高，也是近年来同期高位。
制造业到岗率仅60%
和全国几千家企业打交道、手下有十几万派遣员工的易才集团总裁李浩告诉记者，据他们走访企业了解的情况来看，现在几乎每个企业都缺人，平均的企业招聘到岗率仅有70%～80%。最缺的是制造业，有严重的企业缺工可以达到60%，一般的快销品企业大约20%～30%，还有一些企业的工人缺口在10%左右。
“以前是企业挑人，现在是人挑企业。”李浩表示，随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在一些大城市，月薪2000～3000元的工作很难让一个大学生、大专生养活自己。{page_break}
求人倍率近年最低进场人员下降三成
“怎么今年人这么少？”记者日前来到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一进场就纳闷。这一场政府特别为失业人员组织的招聘会上，应聘人员却是寥寥，感觉是失业的人并不多。即便是有找工作的人，也给人感觉是骑驴找马，不是那么着急的。有工作人员向记者反映，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广州市人力资源中心市场主任张宝颖告诉记者，和往年不一样，今年进入市场找工作的人大约下降了近三成，各类求职的人明显减少。“我们刚刚统计的数据显示，现在的求人倍率是1：1.27。”也就是说，一个求职者可选择的岗位是1.27个。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求职者明显减少，进场找工作的男女比例达到7：3，意味着受企业欢迎的女性求职者更是少。
1：1.27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张宝颖解释，去年年末的时候求人倍率是1：1.36，去年年初的时候是1：1.14，今年年中1：1.27已经创下了春节之后的新高，也是在近几年来年中较少出现的状况。因为对下半年来说，求人倍率还会往上走。
“对企业来说，招人是比较难的。整体上来说，虽然说不是很严峻，但是和往年相比，今年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作为我，有点担心。”张宝颖表示。
症结：沿海与内地形成“抢人”大战
中国无论沿海还是内地，都在走低端制造业之路，因此大抢民工。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电子、鞋类等工厂还在大规模招聘普工。
上调工资标准并非只有沿海地区，今年，内地许多城市积极采取加薪等措施留住本地工人，形成“抢人”大战。武汉的企业年初纷纷调高基本工资。据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数据，今年普工、服务员月薪900～1500元，技术、管理岗位2000～2500元，较去年已上涨一两成。
陆兴干认为，目前沿海地区比内地工资优势仅200至500元，但算上沿海地区的高生活成本，其工资优势已不明显。一些传统的农民工输出大县，往年每年有10万人在外打工，如今，当地劳动部门频频召开劳务供需洽谈会，打算把工人留在家门口。
专家视点：最低工资标准还要涨
广东劳动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谌新民表示，全国总体上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但局部地区出现了持续性缺工，其代表就是珠三角地区。而最主要的原因的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而随着内地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外地进入广东的劳动力相对减少，所以实际上缺的是“外来工”。
谌新民分析，这种缺工状态中，更为严重的是结构性的：一是餐饮业、服务业、加工制造业等缺工尤为严重，缺的主要是普工；二是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缺的是高技能人才。这种“二元短缺”现象正是广东目前二元的产业结构所造成的。
他认为，政府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工资后企业还是缺工的话，只能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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