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6万家企业正处于停工的煎熬状态，这大约是近半月间除江南水患、地震余波以外最为惹眼的事件之一。新华网6月19日以《温州模式生死劫：6万家企业命悬一线》为题的文章一面世，立刻引来各方关注。这仅是一桩突发事件？冲击性如何？抑或是经济发展中必须历经的一个环节？是产业升级绕不过去的涅 ？上年“珠三角千家鞋企倒闭或外迁”事件倏忽间又重现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人们并不愿意进行过多的联想，但这两桩事似乎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发生碰撞，带给人们某种暗示。 也许有人会说，原料上涨、出口受阻、银根紧缩、节能减排等诸多不利因素是导致温州6万家企业停工的主因。可以看到的是，温州这些企业的利润正在同时承受着来自上下游两条战线的挤压：上游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的飞涨，下游是汇率快速提高和次贷危机下国外订单的萎缩。还有人说，温州这6万家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固有的“生命周期”恰是温州这些企业今年接连倒下去的宿命。总之，不少人认为，温州6万家企业的生死劫，更多的是时下“坏因素”叠加的结果。这与致使上年“珠三角千家鞋企倒闭或外迁”事件之因不尽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在全球产业转移的三波浪潮中抓住了两次机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以服装、制鞋、玩具为代表的轻工业和90年代中期之后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IT业。上年大量倒闭的制鞋企业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以区位、土地、劳动力等比较优势为先决条件批量崛起的，此后，珠三角制鞋企业一路高歌猛进。观察人士分析指出，珠三角制鞋企业批量崛起的决定性原因是当地各项资源要素的相对充裕，给了这些企业生长的适宜土壤。然而，全球产业转移的第三次浪潮——2000年以后的重化工业转移来临之际，珠三角却没能抓住这一次的机会，原因之一就是此时的珠三角已经不具备承接这次产业转移所需的充裕的各种资源要素，在遭受冷落数年之后，珠三角的制鞋企业倒闭进而影响当地的轻工业萎缩本在情理之中。 “温州模式”的产生最早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被确定为14个沿海开放型城市之一，扎根于温州人血脉里的经商文化和灵活的思维方式恰恰遇到了当时正在渐进开放的市场经济，很快人们发现，“温州模式”在“苏南模式”、“义乌模式”等一批先后涌现出的经济模式中凸显而出，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实际上，温州这种像野火一般被视为“野生”的经济形式，造就出的大批温州企业蓬勃发展，除了与温州人和温州的天然禀赋密切相关外，更重要的是外围的市场因素在发生作用，是一股久久蛰伏的民间力量在市场的东风吹拂之下，数年间便显现出“春满人间”之相。正因此，我们不难想像，当市场的风向发生变化，或是骤变，温州企业在没有酝酿出适应新风向的能力时，倒下去将成为必然。 这样看来，两者看似连锁式的“前仆后继”实际上都是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产业转移、升级换代的痛苦转型。在这一现实面前，所谓的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宿命等因素自然便退居到次要的位置上去了。 虽然，目前这6万家温州中小企业以暂时停工来对抗危机，力图在坚守中等待转机，但面对严峻的形势，如此等下去，等在这些中小企业前方的是什么？最近，不少“坏消息”像纸片一样飞来，不仅温州企业，台州飞跃、杭州南望集团、嘉兴旭莱，一个个地方龙头企业均相继传出资金断链的消息。 出路何在?异地建厂，向新区域转移显然是部分企业的方向。从制造业来看，杭州、温州等地的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要素禀赋相对优势已经丧失，但这些地区一直以来具有市场机制的灵活和企业经营的效率优势，甚至最优的企业家人力资本，都可以在其他区域复制和发挥作用。 扎根当地，寻找新的比较优势、提升服务和品牌营销是另一个升级方向。对于有研发实力的企业，产品创新和开拓新的附加值高的市场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因为那个仅靠低人工成本、低技术水平、保护性政策、粗放型无章法的管理就能生存的时代即将过去，在新的市场风向下，能够存活下来的企业还必须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精细化发展的道路，这已是业界专家的共识。 企业还需转变观念，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走向价值竞争，逐步从单纯提供低价产品转变成能帮助客户解决所关注核心价值的提供商，通过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来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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