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降息不能说明货币政策转为宽松。中国融资难且成本高，主要因为国家的刚性兑付提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此外融资渠道少，理念落后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吴晓灵还称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改革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政府对其不会有特别的立法规定。
吴晓灵以下的讲话为《央行观察》整理：
中国的货币供应在全球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中，比例是偏高的，我们用世界银行的数据对一些国家M2占GDP比例做了统计。拿2013年来说，M2占GDP超过150%的国家，有日本是248%、荷兰212%、中国194%、西班牙178%、德国158%、法国151%，英国150%，这些国家都是以银行业为主的国家，美国是一个直接金融为主的国家，美国M2占GDP比重是88%。
我认为比例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说明货币的多少。应该看到，货币多少其实是反映在物价上，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是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的话，货币供应量就不是特别多的，而我们国家现在货币上最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存款中定期存款占比比较高，这个使得我们通过银行来融资占的比例比较大，但是融资完后形成的货币变成潜在的货币、定期存款存在银行。
我国金融资源分配以银行为主，这种高的定期存款比例显示着我们直接融资潜力比较大，2014年我们各项存款中定期存款占60%，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发展直接融资，在现有的货币存量下，让老百姓把自己的定期存款通过直接融资融给第三方，第三方得到资金以后变成活期存款在银行，这时候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因而我们国家货币总量问题还不是最大问题，而是货币运用的效率和方式存在问题。
货币从总量上来说，我们有60%的定期存款，将近71万亿，储蓄存款加定期和保证金，60万亿的定期存款，如果老百姓用于投资，量还是很大的，为什么不能实现?最主要的是投资渠道不畅，下一步加大直接融资的力度，来改变我们间接金融为主的状况。
我们这么一种潜在货币投资能力为什么实现不了?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应该说，资金多和资金贵是一个矛盾现象，既然资金多就不应该贵，既然贵就不应该难。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抬高了无风险收益率。整个社会资金的基础就比较贵。各国风险收益率就是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就是一个社会获得资金的最低的价格，无风险收益率水平决定了一个社会的融资底线，而我们国家现在因为怕出风险，所以一些理财产品和一些信托计划，包括企业的债券都敢不让它的风险暴露，这些高利率产品的利率就变成了无风险收益率，他们比较的时候不是和国债去比，出了风险都由政府来兜底了。我们的这种或明或暗的刚性兑付的做法使得社会的风险不能显现出来，风险定价水平不能显现，资金水平就是高的。
第二，存在金融压抑。很多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销售给公众。比如集合信托计划还有债券股票，都是直接融资工具，因为，我们不同金融机构在做理财产品、信托计划、投连险、资管计划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关系一样，但是我们的监管标准不一样，大家要使用这些工具，往往采用绕道方式，借道、通道这个词大家经常听到，借一次道付一次费，监管标准的不一致，市场的分割，融资链拉长，都提升了融资成本。
第三、理念问题。其实商业银行客户主要是中等企业，是经营情况中等的企业。非常好的客户是资本市场的客户，经营情况不好的是场外市场客户，标准化的银行产品给经营情况中等企业，小微企业更多是场外市场的客户和政策金融的客户。要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为小微企业在场外市场融资提供便利，网上发展起来的P2P，有债权和股权的，是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渠道，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高于中等企业和好企业是规律，不要期望小微企业的利率高于好的企业，因为利率覆盖风险，风险高必定付出利率水平要高，但是如果渠道是畅通的，获得资金的便利远远高于资金的价格，尽管价格贵，有了融通的机会就有了创业生产的机会，给小微企业以便利为主，而不是价格的高低，如果政府想解决，应给给予政策的补贴或者风险的分担。
“我不认为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向宽松的方向发展”
我不认为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向宽松的方向发展，央行一直也在说我们在执行中性的货币政策。什么叫中性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就是货币供应量等于GDP增长量，加上预计通货膨胀量。比如，去年我们去年是3.5%的CPI，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加上CPI预计增长量，然后再有一个2%、3%的不确定因素，因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不确定的，只要是货币供应量按照这个标准去控制，就是中性的。
市场上老有一个误区，就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手段，当成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货币政策取向我们的M2增长13%，如果这个数字不变就是货币政策取向的没有变，有的西方国家按照货币政策目标利率，比如联邦基金利率，货币政策目标利率不变就代表货币政策取向不变。每一次，大家关注美联储会议，关注利率变不变，其实是关注联邦基金利率，现在维持是0-0.25。
中介目标的确定表现了货币政策的取向。当外汇大量进入的话，央行需要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外汇占款减少，这时候中央银行吐出基础货币的手段，就会从单一外汇占款变成公开市场买卖债券、再贷款、再贴现，中央银行会通过多种手段吐出基础货币来满足银行间流动性的需要。
大家应该更多观察银行间的利率，特别是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时的利率，这个才能更好表现货币政策的松紧。央行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是一种结构性手段，也是财政政策结构调整还不够给力的时候的一种补充，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总体上应该是总量政策，结构政策只是阶段性的辅助的手顿。
吴晓灵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内容。她称互联网金融发展一年以来对金融改革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虽然采用了现代的信息技术，但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政府不会有特别的立法规定。她建议，互联网企业介入金融，只能是信息中介，而本质是金融业务的互联网金融，有信用中介功能得必须获得国家许可，按照规则办事。
“信息中介要把融资双方的信息充分揭示出来，由二者做出选择，最关键是要有征信和信用评估，遵守监管底线。”吴晓灵称，对于做信息中介的互联网企业不发监管牌照，只颁发普通的企业牌照即可，有利于客户对资金行为负责，学会风险自担，对于信用中介则要颁发金融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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