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15年，众多经济学家纷纷对中国经济做出了各种分析和预判，特别是对企业家群体该如何在新常态下生存发展等现实问题，给出了不少独特见解。对此，周其仁、许小年和张维迎三位岛邻，通过他们的观察，给企业家们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当然，他们也同时给企业家们发出了各自的劝告。
周其仁：低潮的时候，中国企业要这样布未来的局
当下，中国企业可在一件事上做文章
今天中国经济形势复杂，你可以看很多数据，很多不同的领域。如果时间非常有限，又希望把握大势，看什么呢?那就看中国的成本，为什么中国经济主要看成本，因为多少年中国就是靠这个吃饭的。
现在遇到什么新问题?我们没想到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消失的这么快。下一步中国经济往哪里打呢?现在主调就是转型、创新，这些我都没意见，问题是创新、转型不会那么快。你说创新这个话好讲，做起来可不容易。
所以对企业来说，短期内要好好想想这个价格，相对价格高了的话，有没有办法调下来?我想起柳传志说的“毛巾拧水”，中国无论从企业、地方政府还是整个国民经济，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把虚高的成本给拧出来，用这个东西作为过渡，来支撑创新，支撑转型，支撑更高水平的改革?否则，你不能做更贵、更有独到性的生意，又不能节约成本，怎么有路可以走?
低潮的时候，要这样布未来的局
我们要在低潮的时候布未来的局。冬天是投资的好时候，五年以后一定见分晓。今天不努力，不把心态调过来是不行的。现在就两件事：包扎伤员、掩埋尸体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看未来。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难得的、把经济搞起来的战略机遇期没有消失，两个海平面还没有拉平，工人工资还差了十倍，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
第一，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很多人说中国的开放不行了，依赖度太高，所以要收缩、以内需为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外需还有很大潜力。中国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在过去二三十年习惯冲着发达国家去，因为有现成的购买力、现成的基础设施、现成的服务，生意做得非常顺。在现在正在长大的全球新兴市场的板块里，我们所谓的过剩产能有多少出去了，贸易做够了吗?投资做够了吗?
第二，要开放市场。我们制造业强、商人弱，就要开放市场。当一部分制造业走了，一部分制造业升级了，剩下的就是服务业。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一部分人口会甩到经济过程之外，这是下一步很大的问题，但也是很大的潜力。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产品存在什么问题呢?很多产品我们都会做，质量升得很快，但还是差那么一点，商品质量滞后于收入水平，滞后于消费市场的要求。中国正面临一场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质量差的东西过剩，质量好的东西方兴未艾。
最后一条，中国高速增长，社会矛盾很尖锐，收入分配问题也很大。要通过深入的改革，通过法治，把权力放到笼子里。要解决公正的问题。
所以，全球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新时代。我的看法是，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正面的效果，尤其是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当然也有挑战，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麻烦，我们有我们的麻烦，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中取其利、去其弊，增加未来的机会。
告诫企业家：这件事不能置身事外
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事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许小年：慢下来，向自己的内心要这五个问题的答案
经济萧条至少5年，最坏的时间还没到
总的来说增长比过去明显放缓，其原因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而且主要是结构性的放缓，这决定了经济新常态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到底长到什么多少?财政部长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说可能要五年，我本人表示同意。在经济增长放慢而且新常态持续比较长的时间的情况下，我认为不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政策，这样的取向在当前的形势下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中国的企业家一说就是做大做强，把大放在强的前面，实际上强是一个陪衬，都是想着大，没有人专心一意做强。我觉得做企业不是找风口，不是财权力，做企业不需要听我讲宏观形势，这跟你们没关系，宏观好有好企业，宏观差也有好企业，企业的经营不是跟着政策的大风扬帆启航，应该是无论刮风下雨，我都可以前行。
新常态下企业的关键在于创新能力。你要是不创造价值，企业就没有一个能够活下去的商业模式，没有一个可靠的盈利模式，创业就要失败。只有创造价值，解决了商业中的核心问题，企业盈利才有基础，企业发展才有可持续性。
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你特有的竞争优势，而且核心竞争力还是你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优势，是技术壁垒非常高的优势。你的竞争对手不花个三年五年，不投个上亿的研发资金就没有办法模仿你，这是核心竞争力，就是具有技术壁垒的技术产品或者商业模式的优势。
企业家要思考的问题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中国话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你的金刚钻是什么?我们要思考的不是把企业做大，而是做强做精，具备不可替代性。目的就是在市场上，不仅获得定单，而且在市场上获得定价能力，那么我就不怕成本提高。定价能力能够保护我们的毛利率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可以把部分的成本转移到终端用户，我可以在竞争中继续活下去，并且能够不断发展。
若再看不清形势，企业将非常危险!
如果一家企业，只有在宏观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才能做好，或者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把握自己的节奏，那么你的企业将非常危险!国家宏观经济如同天气预报，如果企业靠天吃饭，就只能跟着市场大势随波逐流!优秀的企业，哪怕历经2-5年经济寒冬，依然会立于不败之地。形势好，发展快;形势不好，企业收缩，企业的竞争比的不是谁发展速度快，而是谁活的时间长。
企业从制造到研发的转向，观念转型最为困难。有些说，我的企业搞研发，不习惯或者不知道如何做研发，依然陷在过去成功的商业模式中。要想做到差异化竞争，需要把价值创造与赚钱相区别，价值创造是本质，赚钱是结果。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趋同化而不是差异化?第一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第二是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国外企业家的价值判断在于自己的内心;而我国企业家的价值追求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为了满足外界的评价和标准来做企业。
机会主义的趋同做法只会阻碍自己的转型。我们自己要确定目标，企业趋同，除了价值追求、思维方式趋同以外，还有就是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人云亦云，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就冲进去了。如目前最热的互联网风!互联网再改变，也不会改变商业的本质，只是提高了商业的效率，企业家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就缺乏创新能力。
这些不要做，企业和经济就有希望
有定价权就有利润，有利润就可以研发，有研发则有新产品，有新产品就能吸引消费者，有消费需求企业就有了定价权。如此形成良性循化，企业和经济有望走出刺激投资-过剩产能-价格下降-企业经营困难-再刺激-更多过剩产能……的恶性循环。企业经营状况好转，银行才敢放贷，政府才有税收，社会才有就业，工资才能提高，政府政策的着眼点因此应该是企业，而不是印钞票、炒股票，也不是消费、投资、外需三驾马车。
就现阶段而言，企业进入上述良性循环的瓶颈制约因素是研发与创新，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视海外并购为快速建立研发体系和快速提高技术水平的捷径。虽然并购之路可能不如想象的那样平坦，毕竟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路在何方，而且也已经出发上路。这，就是希望。
劝告企业家：靠天吃饭是农民心态
在新常态下，企业家要把对经济增长的预期放低，要学会在高增长的时期企业能够很快地发展，在低增长的时候，企业要能够生存下来，并且能在不太有利的宏观环境下把自己的企业做得更好。实际上，虽然这么多年来我教的是宏观经济学，但我个人感觉宏观经济和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太大关系。如果一个企业家认为宏观不好，企业就做不好，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认为只有外部形势好的时候才能做好企业，那么就把企业家降到了农民的水平上，把做企业看作是靠天吃饭。我认为这样的企业家不合格，是农民心态，天不好就没有收成。何况农业现在都不是这个状态了，现代农业不管旱涝，都要保证收成，企业更是如此。
作为一个企业家不必因为宏观形势的好而喜，不必因为宏观形势的差而忧，专注把自己的企业做好，学会在逆境中生存，学会在逆境中发展，就像航海一样，不能期望永远是顺风顺水，逆风逆水的时候照样要行船。
一个优秀企业的成长发展不是看企业家能不能判断宏观形势，能不能踩准政策点，而是要看企业战略的制定是否合适，商业模式能不能适应市场需求，企业管理效率能不能在同行中出类拔萃，能不能有很良好的公司文化，凝聚员工一起为一个共同目标来奋斗，这些都是好企业最基本的因素，而不是说你踩好了宏观的点就能办好企业。这种机会主义的心理在当前的情况下是阻碍企业度过难关的一大障碍，所以我希望企业家抛弃机会主义心态。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找风口，而要做能自己制造大风的企业，自己作为弄潮儿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把企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在宏观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做实体经济的企业要咬紧牙关熬下去，做企业永远是谨慎经营，留够自己的安全边际。如果天气预报是明天下雨，你就出门带把伞，至于带什么样的伞，带多长时间，各个企业都不一样。在经济增速放慢的时候，企业家手里的这把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现金储备要留够，要准备好过冬，现金储备是企业过冬的干粮。争取在比较差的情况下，企业的现金不会断流。
企业家仍需要读商学院。管理水平、对企业长远战略的思考、人力资源以及市场营销，都是优秀企业家必备的要素，读商学院，能提高企业家的这些综合能力。
慢下来，想这五件事
慢下来调整，思考自我，向自己的内心要答案：
1.企业是赚钱的工具，还是自我价值的体现?
2.我为社会创造了什么价值?
3.为什么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
4.什么事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
5.我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
张维迎：若非如此，企业家不可能真正创新
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化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的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
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的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更简单的说，创新企业家比套利型的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当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套利型企业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现在任何一个新的产品，除了互联网时代的概念之外，没有若干年的积累是不可能的。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这里更重要的是像泰勒·考恩教授讲的：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我们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我们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
我想用一下泰勒·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它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
创新型企业家和套利型企业家不一样。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听过一首陕北民歌，叫《赶牲灵》，原作者是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所以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个时候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活动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创新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天晚上天黑了，偷偷摸摸买进来，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如果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如果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的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中国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使我们国家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我们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我们国家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这个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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