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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喆分享对酷、设计、品牌以及中国年轻文化的看法

男装设计师上官喆与记者分享他对酷、设计、SANKUANZ品牌以及中国年轻文化的看法。原本安居于厦门一隅的设计师上官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繁忙的国际日程。

  从厦门到走出国门,炙手可热的男装设计师上官喆与记者分享他对酷、设计、SANKUANZ品牌以及中国年轻文化的看法。

  中国厦门——原本安居于厦门一隅的设计师上官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如此繁忙的国际日程。5月,他先是应芬兰Match Made in Hel设计展示项目邀请,与Henrik Vibskov、Heikki Salonen、Hyein Seo等设计师一道,在赫尔辛基机场跑道上展示了其品牌SANKUANZ的2016秋冬系列;6月,他又与汽车品牌Mini合作,在佛罗伦萨的Pitti Uomo上带来了其跨界作品及2017春夏系列;紧接着,在巴黎男装周上,该系列以动态秀加静态展示的方式进行了正式发布。

  “这一切本来都不是计划内的,”这位已经剪短了长发、带着自己设计的棒球帽的设计师说道:“当年第一次去伦敦男装周,更多的是(《GQ 智族》时装总监兼《GQ Style》执行主编)崔丹推了我一把。来巴黎也是。其实回过头来看,没有什么时候是真正准备好的,反而做了就是对的时机。”

  他的设计师生涯也始于这种非计划性。原本在厦门大学修读视觉传达与广告学双学位的上官喆,在2003年毕业同年,凭借学生时期玩票的经验,和两位朋友一起,怀揣三千块钱,创立了自己的品牌。这位32岁的设计师,没有经过正统时装教育,也没有在任何一间大时装品牌之中工作过的经历,像一个没有条条框框的搅局者,懵懵懂懂地踏入了时尚的世界。在过去的采访中,他将其归结于自己是个“典型的白羊座,想到什么便直接付诸行动”。

  在上官喆的设计里,你能看到他将自己对于世界的观察和想法,以及世界对他产生的印记和影响直接反映在衣服上,直接借由一种直接的图像式语言表达出来:从早期代表厦门的三角梅标志、迷彩制服、耶路撒冷圣战,到之后的武道袍、藏传佛教大氅、亚运会与太宰治的交织混合;再到下一季来自美国航天局(NASA)的“宇宙崇拜”。他的灵感(或者说记忆)来源庞杂无边,富含粗粝的冲突与叛逆,而又统一于糅合了街头与工装审美的设计里。而这正是他通过不断试错进而积累和达成的。

  也因如此,他告诉记者,在品牌成长的过程中,自己一直在不断地学习经验和调整自己的角色:“一开始,我没有那么放开,太认真对待每一件衣服,太看重每一件单品,现在,我希望要更Freestyle地做设计,因为设计衣服对于设计师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品牌的创始人,你要表达的东西,不能仅仅通过服装,因为服装本身的局限性太大了,我们不能强行赋予它们太多的东西,你所要表达是你本身背后一个更庞大的世界。”

  “另外,我发现,你不能完全听买手的意见,他们要对自己的公司负责,不一定会告诉你真实的原因,就我的经验来说,太过听信,反而对你有太多的影响,”他说道。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关闭了当时风头正劲的副线品牌Ze by SANKUANZ,该品牌通过当时的淘宝在线店铺曾帮助他收获了一批忠实客户以及知名度。“副线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价值,让我浪费了时间,也许可以做的很大,又怎样呢?这和做别的生意没区别,”他的回答令人惊讶:“但主线对我的改变是不一样的,副线做大了,你就不可能投入做SANKUANZ。”

  如今的SANKUANZ已经有了超过30个零售合作伙伴,Joyce、I.T、老佛爷百货(Galeries Lafayette)、10 Corso Como、棟梁为其铺平了在国内的通路,而通过Trading Museum Comme des Garçons、Opening Ceremony、Vfiles、Excelsior等买手店,其设计得以销往日本、意大利、美国。“我不会将市场分为国内和国外去看,因为我的产品不是非常大众的,而是很长尾、很小众的东西,所以我会专注于每一个国家,来用设计服务这些小众的人群,”上官喆说道。

  他所说的人群即是中国包括世界其他国家里热爱音乐、街头文化的那帮年轻人,但他却并不认为SANKUANZ与Supreme、Palace等街头品牌走的是一样的路线。“它们更像是滑板品牌,其根基在于滑板文化,对它们来说,衣服是去宣扬滑板文化的载体,不需要太多变化,更像一个宗教。而SANKUANZ的衣服还是要每一季都进行创新和变化,”他说道,然后又笑着挠挠头:“当然,我们也希望做出一种文化,成为不是完全偏时装的一个品牌。我们想呈现中国年轻人的面貌,告诉不知道中年轻人在干嘛的世界,这帮人是怎么样的。”

  因此,上官喆很喜欢从年轻文化吸取营养。“我会不停地去主动接触很多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没有那么像日本,更像美国,”他说道。他看完了做为工作时白色背景噪音的所有综艺节目,也关注鹿晗、吴亦凡、黄子韬等备受追捧的年轻偶像的作品和动向,但最近给他最大刺激和触动的是一些成都和重庆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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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年纪都很小,94、95年,还有一些中学生,”他告诉BoF:“有的做Trap音乐、有的做说唱、有的做制作人,从一开始模仿美国亚特兰大的黑人说唱,到现在非常本土的重庆话、成都话说唱,Flow超棒的!”他的语气明显激动起来:“他们甚至有自己做的衣服,虽然非常街头,有很大的Logo,但他们对音乐、世界已经有了完整的一套自己的体系和看法。”于是,他找来其中一个“小朋友”帮SANKUANZ做秀场音乐,与其造型师Tuomas Laitinen(《SSAW》杂志创始人兼时装总监)、音乐人左小祖咒、艺术家徐震一道成为了其合作及制作团队中的一员。

  “我们那个年代好学生比较多,但现在酷小孩越来越多了,”作为一名八零后,他谈起如今的九零后和零零后还带有一丝羡慕:“因为从小就有互联网,这一代自我意识的觉醒非常早,很早就知道很明确自己要什么东西,而且放胆去做,非常聪明。我相信年轻人的亚文化不是次级文化,而是先锋文化,就像朋克文化和现在整个世界潮流被美国黑人嘻哈音乐引领、推动那样。”

  将酷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也是他在自己的品牌之外,开设了“AKP 岛群”的原因之一。这间位于厦门老房子里的设计师集成店贩售万一方(Yifang Wan)、刘旻(Ms.Min)、邱昊(Qiuhao)等中国设计师的作品;也贩售Vans、Saint James、Y’s等国际品牌,更重要的是,这里还提供了宽阔的展览空间和咖啡馆以供“酷小孩们”在此汇聚交流。而帮助他经营这间门店的,也是一群非常年轻的“成长很快的小朋友”。

  “我想很酷的是,可以把时装业的每一个环节做完,在零售端直接面对消费者,虽然互联网很发达,但人和人的遇见还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活动、青年文化及当代艺术的活动,把酷的人聚集在一起。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时代在变化,做品牌的方式也在变化,过去是品牌说给你听:我很酷,你们都要和我一样变酷;现在,它们反而在看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再把这些酷的人告诉大家。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想成为别的谁,只想成为更酷的自己。”(设计师亦表示他的AKP并不会成为其偶像川久保玲的Dover Street Market,而是会做自己。)

  另外,这位设计师也意识到了一些“街头”时装品牌与其理应购买的消费群体之间,存在价格上的割裂。“刚开店时,我们有30到40个品牌,现在我们在精简,变得更年轻,”上官喆告诉BoF:没有那么多高级时装,价格更易接受,更街头。因为陈列其中的SANKUANZ传递的东西还是比较单一,因此增加了Vans、Puma等品牌,和其他品牌一起,增加丰富性,结合成一个小世界。”在其主线SANKUANZ上,加大了相对低价的基本款的款式, 同时,他还和Vans、Casio等志同道合的大品牌,利用集群优势,合作设计了一些均价在人民币三位数的单品。

  在采访的过程中,“年轻人”、“酷”是上官喆最挂在嘴边的词,你能够听出他的激动、热情,可以说,年轻文化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信仰。“对我而言,最酷的是,未来的世界不是由成熟的菁英来主导的,而是年轻人,在过去,他们没有机会来发出声音,获得话语权,但现在,人人都可以表达,”他说道:“虽然你很小众,但是你可以在全世界迅速找到和你一样的人,形成一股股力量,这对世界的推动是很大的。”

  当被问到,年轻人的亚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会否被商业吞噬时?这位年轻的设计师、成熟的品牌经营者回答道:“那一定会有更酷的东西出现,这就是新陈代谢嘛。要不然还在玩我们十年前玩的东西,还有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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