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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薪休假有多难:敢怒又敢言者不足一成

近一年来,真正享受带薪休假并且时间达标的受访者仅占17%,而且,面对权益被侵犯,敢怒又敢言者不足一成。

  目前,我国施行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仍是2007年颁布、2008年正式施行的。8年时间过去了,说起带薪年休假,人们依然是“既爱又怕”。本次调查显示,对于带薪年休假,35.6%的受访者表示是每个劳动者都应该享受的权利,33%的受访者认为是大部分劳动者希望获得的福利,而与之相对应的,也有33.6%的受访者表示职工能否享受主要取决于单位老板的态度。

  更糟糕的是,在回答“有的用人单位担心员工扎堆休假,影响生产和工作,索性当其不存在。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问题会怎么做?”一题时,仅有7.4%的受访者表示正当权益必须维护,大不了辞职不干。而余下的超九成受访者中,39.2%的选择尽力争取,但争不到也没办法;37.6%的为了保住工作,选择了忍耐;15.8%的因此类现象较为普遍,选择了无为放任的态度。

  “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影响国民休闲满意度的因素中,“忙,没心思休闲”高居榜首。工作忙是中国职场的常态,调查中,75.9%的受访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时工作情况,其中45.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50个小时,21.2%的受访者每周工作51-60个小时,只有24.1%的受访者能够真正享受到“8小时工作制”,即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0个小时。

  与之相应的便是过劳。今年6月30日一早,朋友圈被一则消息刷屏: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6月29日在北京地铁站台上突然晕倒,不幸去世;当日中午,又传来南方医院创伤骨科主任医师金丹教授猝死的噩耗;接着,便是一份十大猝死危险行业名单在网络上疯狂转载。

  过劳猝死,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舆论反响,究其原因在于,它与“普遍有闲”社会的大背景格格不入。“普遍有闲”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提出的一个概念,在他看来,“闲”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的文明进步并行发展。而近几年的“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自认为属于“有钱有闲”或者“没钱有闲”的受访者占比正在逐渐走高。

  “普遍有闲社会”为何频频出现过劳猝死现象?综观当下大众生活,不难发现,人们总是在被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枷锁所羁绊。“工作超时,加班过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国现如今这样的发展阶段,劳资关系的不对等。”中国旅游研究院副研究员黄璜分析认为,正是这种力量上的不对等实际上导致了人们加班过多,加班必然挤占人们的休闲时间。此外,“由于很多保障体系不是非常完善,例如养老、学前教育等,中国居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和未成年的儿童”。

  休假制度难以真正落实,自然有它的现实困境。“2016中国休闲小康指数”调查评选出了“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地难的三大因素”,得票率从高到低依次为:国家政策制度上的空白与漏洞成为落实政策、法规的阻碍;企业发展压力大、竞争太过激烈;国民的传统观念不重视休假,不重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合理的制度安排对于政策落地至关重要,黄璜这样告诉记者,“为什么国外的带薪年休假制度能够得到较高质量的落实,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发达国家在相关制度方面有很多的具体安排。比如澳大利亚规定,除了四周以外的带薪年休假可以以货币的方式进行置换外,四周以内的带薪年休假根本不允许以工资补偿的形式进行置换;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当年的带薪年休假必须当年休完,不能拖到第二年;比如有国家规定,必须保证时间上的连续性,以此确保人们将带薪年休假用于休假……”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辉对此也深表认同,不过,在他看来,其中最难破解的仍是第二个问题,即竞争激烈,企业压力过大,没有动力落实带薪休假,“不是企业老板不愿意让员工休假,关键是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太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个别制度的问题,更是一个综合问题,需要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多个层面综合考虑,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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