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玉河夜话”四周年之际，翁菱首度接受媒体采访，面向大众谈论这个项目。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最早、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翁菱现在的身份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艺文创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及艺文中国联盟创始人，“玉河夜话”仅仅是她的“艺文体系”众多项目中的一项。
从2015年10月邀请张北海、邵帆、许知远谈论“老北平与新北京”算起，4年时间，“玉河夜话”已经举办到第25期，从David Bowie到雾霾，从人工智能到艺术能量，从时间到空间……话题不拘一格。这个空间汇集的能量使人惊讶：哲学家陈嘉映是常客，现代舞艺术家沈伟、音乐家谭盾、“摇滚教父”崔健、建筑设计大师隈研吾都愿意在这儿敞开心扉。那些更为大众熟知的名字——陈鲁豫、许戈辉、赵胤胤——通常坐在观众席。
“玉河夜话”此前没有接受过媒体报道，外界看到的只有夜话的摘录，仿佛它是一场属于小圈子的欢聚。但如果你有兴趣翻看那些聚会留下的记录，又会发现“群星闪耀”在此时已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真诚发表见解、跨界互动、分享智识时所建立的那个激发无尽创造力的公共平台。
2019年12月中旬，在位于北京南锣鼓巷附近的玉河一号，第25期“玉河夜话”举办之际，翁菱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阐释了这个名家云集的项目的社会意义，它究竟在为这个时代珍惜什么。
《21世纪》：“玉河夜话”已经在闭门状态下做了4年，今天是第一次面对大众媒体谈论它。为什么选择以封闭的方式做“玉河夜话”？
翁菱：确切地说不是对媒体的朋友封闭，而相对地，对媒体的报道封闭。我从第一天做它就觉得我们都是现实变迁的实践者、受益者和参与者。我反对人与人之间的隔离，保持它相对私密的状态，其实是想打造一种跨学科专家之间真诚、自由的谈话环境。夜话的参与者都是前沿的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们想真正地搭建一个可以长期、持续交流的平台。也有网站想要跟我们合作，但他们如果拍摄，可能会把灯光打得特别亮，怎么让人深入地聊天？它也会影响环境和格调。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畅叙，不用去区分谁是主角、谁是配角。人都有一些很珍惜的时刻，这些时刻里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我觉得真正的创造力或者新的思想、新的智识是从这样的时刻里生发出来的，这些自由的时刻。
《21世纪》：“玉河夜话”聚集了多个领域的名家，你如何做到的？
翁菱：我有一个非常亲密的100多人的朋友圈，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科学家、媒体人、企业家和哲学家。大家都很爱惜这个平台，我们会讨论什么东西可以引导我们向新的方向再多走一步，会思考究竟什么问题是我们面临的痛点。我自己的工作所能触及到的点是深远而广泛的，也比较国际化。但做这件事的基础还是想要学习，可以始终把自己放得很低，永远保持边走、边看、边体会、边请教的状态。与这些朋友的交流沟通，可以构成我平时搭建创造体系或思想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素。中国是和我们命运相连的地方，只要你还活着，总希望用自己的专业做点儿什么。
现在时代在变，未来世界，大到城市乡村，小到像杯子这样的小产品，所有这些营造、规划、设计都涉及打破国界、打破背景、打破专业的协作。我在对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的时候，就做了中央美院画廊，推出了中国当红艺术家，当时是多么的纯粹，多么的自由浪漫。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们经过了什么，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创建这样强大创造平台的。为什么不搭着我们的肩膀往上走呢？未来一定不是我们这些人的，我们已经这么大年龄了。年轻人应该跟所有在不同行业有所创造的人去探讨、交流，避免过于功利主义、现实主义。“玉河夜话”还是希望保持一股思想的清流，能够引领未来创造的清流。
《21世纪》：你觉得浪漫需要物质基础吗？
翁菱：我觉得不需要。“玉河夜话”这些人文主义者对未来的想象是无穷尽的，是彻底的浪漫。我从小就是浪漫主义者。我1999年在伦敦一些所谓最好的艺术机构工作过之后，就决定不再进入这些机构，因为它是某种权力和商业的综合体。我是一个一心只想做更挑战自我、更挑战环境、更挑战未来的事情的人，那么每天就只要求自己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就算追求不到完美，做不到100分，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意义、很好玩的。
《21世纪》：“玉河夜话”探讨的都是大命题，许多话题是常谈常新的。2015年底发起“玉河夜话”不久，你们就讨论了对克隆、基因编辑所涉及的伦理问题的隐忧。2018年10月，这件事变成了一个社会现实。这件事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翁菱：世界上科技发达的国家里，到底有多少值得我们这些人文主义者反思的新的发明？我们还不了解。贺建奎只是一个好出风头的人，但他的做法一点都没有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艺术界也有一些机会主义者。出现一个贺建奎，只是提醒大家关注这种事，科技发展一定会带来更多的挑战和危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任何一个单独出现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未来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叠加，变成升级版。但那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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