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些保护主义叠加疫情，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受挫。
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跨国公司无疑面临着进退选择，而跨国公司里的中国员工，则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徘徊。
很大程度上，这群人看上去有共同点，比如高知，讲究，洋气。正如跨国公司在国内彼此很像一样，行业、国籍或许不同，但框架，思路，必定有着相同的适应性。“你熟悉了一家跨国公司，就可以适应任何一家跨国公司。”多位跨国公司人士向我感慨。
那么，这群“洋气”的中国人，在跨国公司究竟过得如何呢？得分时段。1999年，高群耀成为微软中国总经理，此前他是欧特克全球副总裁兼亚洲最大发展地区总裁。
这一年，微软在华面临“反盗版”风波。“上班那天起，门口堵了300多个记者。一拐弯，一个电视台摄像机对着你。我还跳过窗户，门口出不去了。”在专访中，高群耀曾向我回忆。
历史齿轮继续向前，随着高群耀帮助微软解决完短期问题后，公司在华结构性困局凸显，这在外企颇为常见。表现在，微软大中华区与微软中国区的尴尬关系，重重汇报体制及衍生内耗。2002年3月，高群耀从微软离职。当时，大中华区负责人是中国台湾人黄存义。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飞速发展，全球化深度加深，外企一意孤行的代价是，在华惨败。
“假如说画一张表，横坐标是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改变，纵坐标是在中国成功的一个业务。你会发现，越往左边靠，越有形的东西，成形的、有体系的、有生产线的，越容易成功，如苹果生产线。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转变，外企在中国的成功就比较牵强了，PC机在中国非常棒，软件就一直没有。再往右边走就变成互联网类的公司，在中国基本没有成功案例。从有形资产往无形资产走的过程中，外企在中国的成功率是大幅度下降的。”高群耀总结。
现在，有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大陆人走上了外企核心岗位。2015年，壳牌任命第一名中国籍人士担任中国区主席，通用电气在2014年首次任命来自中国本土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但拔得头筹的人依旧是少数。据粗略统计，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前60名中，除去15家中国公司和18家资料未公开公司，2019年27家排名前60的国际公司中，外国籍出身的中国区或亚太区CEO占比超60%。
这意味着，外企升职空间依旧有限，这对外企打拼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个打击。“总部太远，还是想自己抓住主动权，这是外企通病，收收放放很平常。”另有资深外企人士称。
但外企人也面临着新机会。世界500强中涌现的中国企业，给了外企华人全球化的新空间和机遇。同时，由于贸易摩擦的因素，留下的外企更需要放下傲慢，大陆人无异于最好的知华派，这在企业内部也多了上升通道。
当然，也有人完全抛离企业体系。譬如周欣如，第一份工作高伟绅律师事务所，其后，相继任职通用电气、飞利浦，最终选择自己创业。
这曾是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至少在学生时代。他们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模糊但有迹可循的未来。
（实习生熊嘉艺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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