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早在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大规模加征关税违宪，联邦政府由此启动大规模退款，迄今已向进口商返还约1000亿美元关税。Target获得8亿美元，Amazon获得6亿美元，Nike获得3亿美元，Columbia Sportswear获得7800万美元，这些巨头正在将退款计入利润表、纳入每股收益指引。
然而，在关税风暴中承受订单暂停、降价要求和裁员冲击的工厂与劳工，至今未从这场退款中获得任何补偿。清洁成衣运动(CCC)于2026年9月14日公开呼吁品牌披露退款金额并将所得与供应商及劳工分享。商业与人权资源中心(BHRRC)的调查则揭示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其所联系的25家成衣采购商，没有一家回应有关关税采购决策对工人影响的质询。品牌商声称为供应链承担了关税成本，供应商则指出许多美国买家曾施压要求其分担关税负担。这场围绕关税退款的争议，本质上是在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当贸易政策的成本被层层转嫁至供应链最底端时，政策纠偏带来的收益，为何仍然止步于品牌商的利润表?
一、退款的规模与流向：一笔被“静默消化”的巨额资金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认定总统无权依据IEEPA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进口关税，征税权属于国会。裁决虽未明确已缴关税是否退还，但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启动退款程序，涉及金额约1660亿美元。截至2026年7月，联邦政府已返还约810亿美元。
退款的主要受益者是充当“登记进口商”的大型零售商和品牌商。Target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其获得的关税退款税前收益达9.94亿美元(含利息)，计入毛利润和营业利润，分别提升毛利率和营业利润率3.7个百分点，为每股收益贡献了1.65美元。Target管理层在财报电话会上明确表示，公司在下半年有“恢复股票回购的能力”，投资者普遍将这笔退款视为一次性利润提振。
Nike的受益规模更为惊人。2026财年第四季度，Nike依据IEEPA关税在合并损益表的销售成本中录得9.86亿美元的回收收益，截至2026年5月31日已收到3.02亿美元退款，尚有6.84亿美元未结清。其表面净利较上年同期暴增超过四倍，背后几乎全部仰赖这笔关税退款。
其他服装企业同样在从退款中获益。Gildan Activewear预计将获得2.2亿美元退款并据此上调了全年业绩展望。Asos向美国政府追讨约700万英镑的退款。众望布艺全资子公司累计收到约142.6万美元退款，拟计入当期损益。
退款资金的流向，与关税成本当初的分配形成了鲜明反差。2025年关税政策实施期间，Target等零售商将部分关税成本通过提价转嫁给消费者。耶鲁预算实验室估计，关税使美国服装价格短期内上涨了37%。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家庭通过服装、电子产品和家用商品的价格上涨承担了关税成本。然而，当退款回流至企业时，消费者和供应链上游的供应商、劳工均未被纳入分配链条。沃尔玛承诺将大部分退款用于冻结或降低商品价格，Target也表示将跟进，但这些承诺缺乏法律约束力，且覆盖范围仅限于零售端。供应链上游的工厂和工人，则完全被排除在退款再分配的讨论之外。
二、成本的“下沉”：品牌如何将关税压力转嫁至供应链底层
要理解CCC呼吁的正当性，需要回到2025年关税冲击的起点。当美国对服装进口加征10%至50%不等的关税时，品牌商面临成本上升的现实。但BHRRC在2025年4月至12月间对全球服装生产国的监测研究显示，品牌商的应对方式并非自行承担成本，而是系统性地将财务压力向下游转嫁。
第一层转嫁：订单暂停与取消。在孟加拉国、柬埔寨、莱索托、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多个采购国，供应商普遍报告订单被延迟、暂停或取消。品牌商迅速重新评估采购策略，将订单从高关税国家转移至低关税国家，导致大量工厂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失去订单。
第二层转嫁：强制降价。美国买家不仅暂停订单，还要求供应商降低价格，试图将部分或全部额外关税成本转嫁至工厂端。孟加拉出口商明确指出，许多美国品牌施压要求其分担关税负担，迫使供应商在“降价维持订单”与“失去订单”之间做出选择。在孟加拉国，78%的服装工人无法为家庭提供足够的食物，32%的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供应商利润空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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