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完善价格机制，建立目标价格制度，首先在新疆对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对大豆进行试点。
“目标价格是与特定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相挂钩的补贴方式。确定一个目标价格，在价格波动的时候，对价差进行补贴，以此来补偿农户收益，促进农业平稳发展。
政府要根据特定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重要性、比价关系来测定收益，原则是补偿生产成本和促进收益。”杜鹰介绍，目标价格在每年播种前公布，本质是价格支持政策，特点是不扰动市场和直接补贴农户，很多国家都使用这种政策。
2014年4月和5月，国家发改委先后公布了新疆棉花和东北大豆的目标价格，棉花为19800元每吨，比2013年临时收储价格20400元每吨低600元，大豆为4800元每吨，比2013年临时收储价格4600元/吨高出200元。
“今年棉花市场价格预计为13500元/吨，新疆主产区按目标价格和实际价格的差异进行补贴，也就是每吨补贴6300元，内地每吨补贴2000元。按照中等地一亩地产皮棉100公斤来计算，内地农户一亩地可以得到200元的补贴，一亩地亏损600元，那么明年自然会有农户选择不种植棉花，这样棉花价格会慢慢恢复。”陈锡文介绍。
杜鹰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政府希望棉花种植从黄淮海产区向新疆集中。“在目前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情况下，内地不适合生产棉花。”陈锡文表示。
而大豆目标价格高于去年临时收储价格，是因为“不能让国内大豆种植面积再减少了。除了中国大豆，其他国家的大豆都是脂肪含量高蛋白质含量低，只有中国的大豆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豆浆、豆腐必须用国产，日本韩国食用的酱汤也是用中国产大豆制作的，要满足需求的话，要保证1300万到1400万吨的产量。”陈锡文解释。
黄季焜认为，虽然目标价格实施以来，棉花的内外差价从2011-2013年的超过50%，下降到2014年底的27%，减少了对价格的直接干预，也缓解国内的库存压力，但这项改革的可操作性存有问题。据他测算，新疆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今年就达250余亿元。同时，补贴的60%根据面积、40%根据交售量发放，核查棉花面积花费巨大的人工成本，开具发票则存在腐败风险。
杜鹰称，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棉花面积的核实困难，棉花交售的量核实也困难。“新疆开荒太杜鹰称，操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棉花面积的核实困难，棉花交售的量核实也困难。“新疆开荒太多，非法开荒不能认定，要界定非法合法比较困难。”而补贴60%根据面积、40%根据交售量，是“搞得复杂化了”，不过核查面积可算是一次性成本。“操作的问题不难解决。”
在杜鹰看来，目标价格政策目前进展总的比较顺利，市场定价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不像以往由中储粮、中储棉及其委托机构单打，而是实现了多渠道收购，“新疆定了800多个扎花厂，经过资格认定都可以收购，国内外差价明显缩小。2013年，国内外棉花每吨差价是4670元，最近2000元;我们的库存压力有所改善，1000多万吨棉花堆在库里，如果不搞目标价格，库存就还会增加，钱都砸那里了，今年不会再增加;棉纺企业的效益得到改善，尽管棉纱价格下行，但棉花价格更低，因此企业得益。”
杜鹰估计，今年棉农收益可能会比去年要少，“这是为过去提价太快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改革的阵痛，但是整个产业链活起来了。过去棉花企业没法活，将来我看有些棉农就得转行去纺纱了，不用再种棉花，总的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黄季焜认为，中国农业的未来不在于“增加补贴”，而在于明晰土地产权、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改革科研体制、促进农业进步、完善市场、改善国际环境以及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过，更多的决策部门人士强调，补贴对中国农民和农业仍然有重要意义，需要改变的是补贴方式，即应该符合WTO规则的下绿箱补贴模式。
杜鹰认为，今后不应过于强调通过政策性补贴来保证农民收入问题，“保不了，还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此外，还应该适当提高对价格波动的容忍度，“过去我们对价格波动过于敏感。应该订立一个区间，区间内就应当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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