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运行的形态来说，经济波动一般是指经济围绕着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形成稳定波长的短周期波动，在价格市场化的假设下，只要债务危机没有实质性发生，经济增速长时间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基础是不存在的。因此，价格波动总会对资源进行不断均衡化调配，从而使经济在长期趋向充分就业。
很显然，从就业数据来看，中国离通缩的风险还有一段距离。一个佐证则是：由于通缩往往意味着经济短周期的向下波动，根据利率和物价是自平衡短周期的重要因素来看，如果货币政策把利率降低抑或物价降到足够低的程度，一般可以很快走出通缩。但最近几年的一个现象是：经济走势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明显钝化，2012年及2014年，货币政策曾显著宽松，但对经济一直没有被显著拉动。因此，从潜在增长率的走低可能更能解释目前经济逐级滑落的现象。
市场既相信信息是有效的，又相信信息是不够对称的，由此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推论：一定有什么因素是不可知但严重影响了市场，这会让人自主联想起“通缩”。但是宏观数据显示的却是，工业增加值在今年一季度快速回落了4%，而进入下半年后工业增加值一直是平稳在6%附近，为何现在“通缩”的担忧远远多于上半年?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上半年快速上涨的“牛市”使市场的想象力爆棚，市场对经济对改革的“脑补”掩盖了经济短期快速下滑这一真相。
第二个原因在于眼球准则。所谓眼球准则，就是市场对标志性事件的关注程度要超过趋势本身。譬如说，美国从开始退出QE起(2013年四季度)，人民币汇率已经从6.04贬值到了6.26，但直到人民币汇率在8月中旬连续快速贬值5%，市场才惊呼“人民币贬值时代已经来临”;外汇占款从上一轮通胀褪去那个时刻起，已经出现了增速持续走低，直到外汇占款增速跌破0(常态负增长)时，甚至外汇占款三季度流出规模持续突破历史新高，市场上才担心外汇占款的负面影响;当然对经济走势亦是如此，市场的担忧与经济指标或资产价格的走势，并非呈现出严格的线性关系，甚至可以用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来解释这一现象，“眼球准则”也是市场担忧的基础所在。
那么，是否真的“通缩”了呢?在谈及“通缩”之前，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通缩”，按照经济学的定义，所谓通货紧缩，必须由“三个要素”构成：物价持续下降、货币供给量的持续下降、有效需求不足。简单联系这三点就可推知，“通缩”是由于购买力下降所导致的经济现象。但是，如今真的购买力不足吗?
我们先来看这样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步入长趋势下滑的轨道中，GDP增速更是从12%下滑到目前的7%左右。但与此同时，就业情况在这一阶段却表现强劲，劳动力市场上的求人倍率从2009年0.85的水平趋势性上升至目前1.06的水平，并且该数据近期形成了15年来最高的顶部位置;如果我们用城镇就业人数/城镇总人口来估计目前城市的就业情况，也能得出相似的结论，2014年该比值已经上升至24.4%的水平，是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第二个现象是：就在9月CPI数据公布的前一周，在十一长假期间，中国游客“攻陷”了日本市场、印度市场、欧洲市场等市场。从这两个例子来可以看出，就业没问题，购买力也就不成问题，这才造就了逐渐火爆的海外消费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导致的劳动力规模下滑，并不会给消费产生太大影响。
在第二轮人口生育高峰之后，中国人口增速的又一次高峰发生在1987年，如果我们假设大多数人在上完本科或研究生之后，就会成长为劳动力的话，那一个人形成城镇劳动力的年龄应该在22-24岁之间，从1987年往后推算，2009年到2011年之间正好是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冲击的拐点。
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90年代中国重化工业的发展和城乡二元制政策，很多农民成为城市的“劳动力”，这使得中国第一轮城镇化又增加了一波特殊的劳动力。然而目前来看，这一轮对城市的人口红利也接近完结，一是统计局公布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已经从解放初84%快速下滑至目前29%的位置;二是经不完全统计，目前留守农民大多是岁数较长，缺乏其他工种劳作能力的农民。
不过，虽然劳动人口在下降，但是劳动力结构和消费习惯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人口红利的变化并不会给经济带来消退。尽管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在边际性递减，但劳动力在与用人单位谈判时，才具有更高的谈判资本。因此劳动力资本的价格在利润分成中也占据了更高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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