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印度商务部发布2025-2026财年外贸数据，一组数字引发行业高度关注：印度自中国纺织品进口额达44.6亿美元，较上一财年的36.4亿美元增长22.5%。这并非简单的贸易增长——增量的核心来源是印度成衣出口产业对化纤面料、功能性纺织辅料等中间产品的刚性需求，而印度本土在这类中间产品上的产能缺口，正迫使其下游工厂持续加大对中国面料的采购。
与此同时，印度官方已明确表态，将通过海关稽查、强制质量认证、反倾销调查等多种手段保护本土产业。2026年以来，印度已对华粘胶长丝纱线、尼龙长丝纱线、弹性长丝纱线等多个纺织品类作出反倾销终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
一个核心矛盾由此浮现：印度成衣出口的竞争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中间品的供给?当产业依赖与贸易防御并行，中国纺织出口企业应如何在南亚市场把握机遇、管控风险?本期报道将深度解析这组数据背后的产业链逻辑与战略博弈。
一、增长动因：印度成衣出口扩张与中国中间品供给的结构性互补
进口增长的本质是“生产型中间品”需求。 本轮印度自中国纺织品进口增长22.5%，并非终端消费品的涌入，而是以生产型中间纺织品为主的增量。印度成衣出口产业规模持续扩张，但化纤面料、功能性纺织辅料等中间产品产能不足，下游工厂选择进口中国面料来补齐供应链短板。
这一结构性互补有深层原因。印度纺织产业虽为全球第六大纺织出口国，2025-2026财年纺织市场规模突破1940亿美元，全年纺织出口达378亿美元，但产业结构高度依赖棉纤维，棉纺产业占据整体市场60%的核心份额。而全球纤维消费正逐渐转向人造纤维，印度在化纤面料领域的技术和产能积累相对薄弱。
化纤纱线出口的爆发式增长提供了佐证。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数据显示，2026年1—7月，中国对印度纱线出口达9.8亿美元，同比增长44.5%，增速在南亚市场中遥遥领先。化纤纱线是中国纱线出口的主力品种，出口额同比增长8.7%。从品类结构看，中国向印度出口的增量集中于印度本土产能无法满足的化纤面料和功能性辅料领域，而非印度已具备成熟产能的棉纺基础品类。
伊朗战争创造的额外窗口。 中东冲突打乱了全球贸易路线，导致其他国家向中国供应的棉花减少，印度因此成为更近、更便捷的采购来源。但这同时也间接强化了印度作为中国纺织品供应对象的地位——在中东局势影响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印度成衣出口对稳定中间品供给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中国是最可靠的来源。一个值得注意的数据是：2026年1至6月，中国供应了印度聚酯纱线进口的94.3%，这一比例凸显了中国在印度化纤中间品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二、印度本土的竞争焦虑与防御升级
纺织集群的焦虑已从行业呼声升级为政策行动。 进口的快速增长已引发印度本土纺织集群的竞争焦虑，当地行业呼吁政府加强进口管控。苏拉特(Surat)等核心纺织集群面临的压力尤为突出——由于中国原材料供应波动，当地纱线制造产能一度减半，本土纱线纺纱商趁机向织造商抬高价格，进一步加剧了产业链内部的矛盾。
印度官方的应对策略正在从被动转向主动，形成“海关稽查+强制质量认证+反倾销调查”三层防线。在合规层面，印度已通过WTO发布《2025年纺织服装及纺织制成品标签和标识条例》草案，对进入印度市场的家纺、服装等各类纺织品提出强制性标签标识要求。
反倾销措施密集落地，覆盖面从化纤延伸至多品类。 2026年3月成为印度对华纺织品类贸易救济的密集期：3月18日，印度对涉华弹性长丝纱线作出反倾销肯定性终裁，建议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中国产品税率为880至2033美元/吨;3月19日，对75旦以上粘胶长丝纱线作出反倾销终裁，税额为386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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